其次，減稅是降低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淨利潤率來刺激企業家擴大有效供給，或通過降低家庭稅負、提高居民消費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費，是市場化的、可持續的穩增長方式；而擴大政府財政投資穩增長，則負麵作用越來越大。因此，建議逐步用減稅替代政府投資。
另外，新供給主義雖然更強調通過減稅、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來擴大有效供給，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場化手段減少需求抑製的措施。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實體經濟，早有國際慣例可尋。
對於外界提出的目前“出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背離現象”的疑惑，滕泰表示，不能把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對立起來。“要拋棄虛擬經濟的概念，我們現在談的金融和資本市場同實體經濟是相輔相成、渾然一體，而不是截然對立的，資金進入股市就是進入實體經濟。上市公司把進入股市的資金用於其他投資，資金就進入了實體經濟。股市上漲，老百姓賺錢後刺激了其消費行為，消費經濟由此轉好。再比如一家企業通過IPO市值10億元，股市上漲後其市值升值至20億元，通過銀行抵押獲得更多貸款，再用於投資。所以股市上漲影響消費、投資好轉，經濟也會相應受到影響轉好。股市可能領先於經濟也可能落後於經濟，這些都是正常現象。2015年中國經濟如果出現意外觸底回穩，主要的動力將來自於股市。”
最後，滕泰透露，他近期醞釀的新作視角為從新供給到新需求，他強調，這與之前提出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完全不矛盾，而是更加完善。“長期增長的源泉在於供給側，即五大財富源泉再加上放鬆管製和消除壟斷，這要一直堅持，但是供給側的改革利在長遠，進度沒有期望快，而且可能會遭遇較大的阻力，然而中國經濟從2014年到現在陷入了局部經濟衰退和全麵通貨緊縮的邊緣，還麵臨著局部金融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要應對短期經濟下滑，既要繼續堅持新供給主義的改革政策，同時還要采取新需求理論來迅速振興中國經濟，借助股市振興經濟就算其中一個。”滕泰說。
尋求持續增長
上世紀80年代以後，先後有一些學者已在討論“供給管理”，其討論往往側重於總供給變化機製中更多樣化的政府行為，並特別注重在轉軌經濟學和製度經濟學框架下產業政策優化，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宏觀調控創新。
賈康、徐林、姚餘棟、黃劍輝等學者在2013年第一期《財政研究》發表的論文《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可稱為新供給研究群體的一份把理論創新與改革主張體係化聯結的代表作。其後，賈康任院長的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又陸續推出一係列研究成果，他們指出，近幾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隨之而來的矛盾也逐漸凸顯，使漸進改革路徑以來的製度供給的劣勢有所暴露。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麵臨的減速壓力，從內部因素看，高速增長是後發經濟體在特定追趕時期的一種增長形態，隨著與前沿國家技術差距和其他相關要素、機製差別的縮小，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規律性地向成熟經濟體的水平收斂，並且這一過程將跨較長時期。從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盡管美國、歐洲、日本等經濟體采取了以寬鬆貨幣政策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局部及個別時段出現一些積極信號，但總體形勢依然複雜嚴峻。
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必須適應中長期經濟模式的轉變和社會轉型，並學會在更具廣泛性、與國內消費和服務業聯係更大、對出口和投資依賴程度較小的增長模式中操作。然而，現實情況是，傳統意義上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已經難以適應中國經濟步入新的發展階段後的總體要求。
財政政策受“三元悖論”式的約束是個永恒命題，即減稅、增支和控製負債三項要求不能同時滿足。特別是曆經了上一次以4萬億元政府投資為代表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後，中國財政刺激的安全空間已經明顯收窄。
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宏觀稅負總體水平尚屬合理，但考慮各種製約因素和居民實際社會保障情況，進一步提升稅負總水平並不可行。與此同時，未來中國財政支出將迅速增加，包括用於健全養老金體係、醫療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麵的支出，以及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積累的大規模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已經成了一定程度的隱性財政負擔。因此，中國公共財政負擔總體而言會逐漸加重，預留財政空間和保持財政可持續性是重要的目標，需要有關部門未雨綢繆。
新背景下，雖然逆周期性質的總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尋求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增長的供給政策，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新供給經濟學”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理論框架上實現了對傳統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破”。
首先，指出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在理論框架裏假設了供給環境，其後主要強調的隻是需求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麵形成的政策主張，都存在著忽視供給端、供給側的共同問題。相比於需求側，供給側的問題更複雜、更具長期特征和“慢變量”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準，但這並不應成為經濟學理論可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的不對稱的理由。
其次，指出經濟學主流教科書和代表性實踐之間存在“言行不一”的問題。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首推他們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來實行的一係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真正解決問題的一些關鍵點上，是教科書從來沒有認識和分析過的“區別對待”的政府注資，美國調控當局一開始對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還是不救”之後，對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垮台，而有了這樣的一個處理後又總結經驗，再後來對從“兩房”、花旗一直到實體經濟層麵的通用公司，就分別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注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並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
第三，指出政府產業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的薄弱和滯後。比如，在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產業政策”方麵，從上世紀80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奧巴馬國情谘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岩革命到3D打印機，到製造業重回美國，到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係列的亮點和重點，都是很明顯地對應於現實重大問題的導向，以從供給端發力為特色。
其後，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群體有自己的“立”。
第一，特別強調的是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這樣一個金融危機刺激之下的始發命題需要更加鮮明地作為當代學人“理論聯係實際”的必要環節和創新取向。在基礎理論層麵強調：應以創新意識明確指出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可認為是有效供給對於需求的回應和引導，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上的決定性特征形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需求在這方麵的原生意義，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資源—但是在經濟學角度上，對於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方麵的作用過去卻認識不足。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特征上的決定性這樣一個視角，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製度供給問題，具有從基礎理論層麵發生而來的普適性，也特別契合於在中國和類似的發展中國家怎樣完成轉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麵的突出問題。回應和解決這個視角上的問題，其實也包括那些發達經濟體怎樣在經曆世界經濟危機衝擊後更好地把理論服務於現實需要。在現實生活中，關鍵是在處理“生產產品滿足消費”的需求側問題的同時，解決“生產什麼”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尤其是“製度供給怎麼樣”的問題。這種把需求與供給緊密聯係起來的研究，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正在日益凸顯其必要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