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財》：泡沫破裂的風險可能出現在哪裏？有人預測在彙市，也有人預測是在港股。
胡汝銀：彙市主要取決於中國的政策，中央政府不可能讓人民幣彙率出現非常大的波動，相對還是會比較穩定。特別是如果像周小川行長所說的未來幾年之內我國要推進有管理的可自由兌換，若是彙率波動過大，資金跨界流動就會特別大，那會對國內的金融係統形成很大的衝擊，所以它會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彙率政策。
港股也是這個問題，除了股市之外其他資產投資回報都比較低，所以中國內地很多資金會在全世界尋找投資機會，使資產配置多元化、全球化，降低風險。未來通過港股通過去的資金不會少，但是大家也注意到了，最近美國和其他國家發達市場的機構投資者也已經看到了機會，正在拚命進入港股，此時國內投資（者）就應該提高警惕，大家應該對1997年及以後的次貸危機記憶猶新，當時很多都是機構投資者，運用各種各樣的工具，狙擊市場，通過杠杆把錢洗劫一空，因為他們資金量大，通過有配合的造好和唱衰引起市場的波動會很大。
《新理財》：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宏觀經濟下滑？還有備受關注的巨額政府性債務。
胡汝銀：首先，如果把中央政府算進來，中國政府的資產負債率並不是那麼高，但是如果考慮到地方政府的部分，過去它們高度依賴於土地財政，再加上中央與地方事權和財權不匹配，相對來講，地方政府杠杆率比較高一些，所以有人主張中央政府增杠杆，地方政府降杠杆。另外，中國的政府手裏有很多資產，很難簡單地把中國政府的資產負債率及償債能力和國外進行比較，國外可能主要就是稅收，政府沒有太多其他資產。但中國的情況不同，政府有很多資產和投資活動。今後地方政府需要做更加專業、有質量、可持續的投資，提高地方財政的資金使用效率和透明度等等，這些方麵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結構改革其實也應該考慮如何形成比較好的財政格局。
第三，全球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往往掉進民粹主義的陷阱。像歐洲，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主要緣由就是政府的民粹主義社會福利政策，政府突破自己的財力在社會福利支出等方麵做出過度承諾，包括通過過度舉債滿足老百姓短期的不合理的訴求，最終的結果是整個政府係統的財政危機，進而導致債務危機等等。穩健的財政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其實新凱恩斯主義就強調了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我也主張，如果犧牲長期的穩定來保持短期的穩定，最終結果就是長期風險更高，波動更大，對整個經濟產生的係統性衝擊會更大。我一直認為商業周期的短期調整是非常好的，通過更小的經濟波動擠掉經濟的泡沫，所以有些短期經濟波動是必要的，能使問題得到及時修複，不會使危機因素積小成大、積少成多，最終引發巨大的經濟與金融災難。
《新理財》：未來經濟發展的新空間在哪裏？
胡汝銀：那些需要提升的空間就是我們增長的空間，而且中國是像美國一樣的大陸經濟體，市場很大，需求拉動、技術帶動的作用都會很大，利潤規模也會非常大，這是中國的國家優勢。比如，中國的農業水平如果可以提高到台灣、以色列、歐美的水平將帶來GDP的巨大增長，工業領域也是這樣，如果讓工業變成智慧工業，對消費者的需求做出更好的反應，滿足個性化定製，利用互聯網技術建立互聯網共享等等方麵，機會巨大，當然投入也會是巨大的，我認為我們還沒有全力以赴去做這些事情。
目前我國人均GDP是7000多美元，與美國的人均GDP5萬多美元差距很大，這意味著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要通過效率和質量的提升來實現。我們過去對經濟增長的統計和分析存在明顯的偏差。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經濟增長，本質上是人均產出的增長，是以效率提升、技術創新、組織與製度變遷、產業結構調整等等一係列因素為基礎的。如果能實現這樣一種增長，中國怎麼可能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那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好的經濟是供給端和需求端的結合。從根本上來講，中國有很大的潛在需求，關鍵還是供給端如何提升效率和質量，如何持續有效地提升全體國民的生活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