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的繁榮也很快體現在國家稅收上。雖然沒有確切的數據顯示外貿對稅收的貢獻。但是漢中期以後商業稅的比重一直持續增長，其中應該有相當部分來自外貿。由於工商業的全麵興盛，漢代稅收實現了95%用貨幣繳納。唐宋時期，伴隨著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海上絲綢之路也日益繁盛起來，給國家帶來了巨額收入。宋神宗就稱：“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歲獲厚利。”到南宋時，市舶司的收入占到國家總收入的20%。
明成祖即位之初，因靖難之役、遷都北京，財政耗費極大，“供億轉輸以巨萬萬計”，為了解救財政的困難，采用了很多開源之法，擴大海外貿易也是其中的一個途徑。以胡椒來說，在蘇門答臘每百斤不過值銀1兩，但運到中國，每百斤可售銀20兩，贏利近20倍。史稱：“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賣，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明代著名經濟學家丘浚稱這是“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好辦法。
直到清末，中國對外貿易仍然處於優勢。在英國對中國展開鴉片貿易之前，中國每年僅銷售給英國的茶葉、絲織品等就超過600萬英鎊，而英國對華出口額還不到70萬英鎊。
絲綢之路與國家興衰
絲綢之路很快繁榮了沿途城市。敦煌、陽關、玉門等西部邊疆都邑很快發展成為著名的商業城市，吸引著各地商客。廣州、泉州、明州、揚州這些沿海口岸也是外商雲集，不僅發展成大都市，而且還出現了大量大型手工工場。這些地區的人民也很快富裕起來，成為小商小販，甚至大手工作坊主，推動了各地的產業轉型。
不僅國內沿線地區全麵興盛發展，而且周邊各國都得到發展的機遇，社會經濟文化麵貌發生了深刻改變。唐時，西部各國紛紛修建支線聯通“絲綢之路”，稱作“參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海道上，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臘（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撾南部）、河陵（今印尼爪哇島）等海上城市也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繁忙往來而興盛起來。日本、朝鮮等東邊國家，也很快聯通上絲綢之路。日本奈良正倉院現在還保存著大量通過絲綢之路運來的西域珍寶。
絲綢之路，不僅是貿易之路，也是技術和文化傳播之路。中國的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就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到歐洲，對歐洲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而阿拉伯的醫學、印度的天文術、西域的葡萄酒釀造技術等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明清時期，隨著政府專製的日益加強，對海外貿易的管控越來越嚴厲，甚至出現了完全禁止的情況，發出“片板不許下海”、“出界以違旨立殺”的詔書。乾隆皇帝有詩雲：“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人事天時誠極盛，盈虛默念懼增哉。”不僅對外貿易要限製，連國內的遷徙也設置裏甲、關津、禁山種種措施嚴格管控。明永樂十三年，政府停止海路漕運，改為大運河漕運，為維持大運河的暢通，財政每年要花費白銀100萬兩以上。
在閉關鎖國下，財政也有了很大萎縮，來自工商業的稅收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還不到20%，而這個比重在北宋熙寧年間曾達到72%。完全依賴於農業的國家財政，每年4000萬兩白銀的收入幾乎沒有任何增長的空間，經不起任何風吹草動，一遇到天災人禍，馬上就會出現財政危機。
而閉關鎖國更大的危害，是對外部世界的無知。當達·伽馬、哥倫布、麥哲倫揚帆出海尋找新世界時，中國的鄭和艦隊已經從海上消逝80多年了。當西方國家開始以超出中國想象的速度飛速發展，開啟海洋時代時，中國卻陷入自我封閉之中，開始走向衰落，絲綢之路成了遙遠的回憶。
（作者供職於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