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GDP唯什麼
觀察
作者：羅天昊
如果完全拋開GDP，則地方發展無法衡量，容易畸變為劣幣驅逐良幣的機製。需要建立一種既不拋棄GDP，又不完全以GDP論英雄的衡量機製。
三中全會《決定》中，特別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注重“有質量的增長”。此前，習近平總書記講話指出，“不再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就目前而言，中國正在從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個高速期向次高速期平穩過渡，提高發展質量，成為中國未來國家戰略的重要根基。但如果完全拋開GDP，則地方發展無法衡量，容易畸變為劣幣驅逐良幣的機製。搞花架子者上位，幹實事者吃虧，絕非國家之福。由此，需要建立一種既不拋棄GDP，又不完全以GDP論英雄的衡量機製。
不唯GDP論英雄，那麼如何衡量地區經濟發展的真實質量？我們需要新的指標體係。
筆者認為，可以初步設定衡量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五大指標，分別為發展速度、內生發展能力（與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成反比）、民營經濟占比、第三產業占比、人均GDP。
首先看發展速度，這仍然是衡量一個地方發展效率的重要指標，一個效率高的地方，經濟增長自然迅速。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仍然需要保持相對高速的發展，對於各個區域來說，迅速做大總量，亦是創造社會財富的必由之路。計算方法為：本地的發展速度，除以全國平均發展速度。
第二，內生增長能力。所謂“內生發展能力”，與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成反比關係。在增速相同的情況下，很明顯，那些消耗投資少的地方，發展更有質量，更具備自我造血功能。尤其在全國投資瘋狂的情況下，筆者認為，這一指標設立尤其重要。計算方法為：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除以本地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
2012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達到了創紀錄的72.1名，比重超過50%以上的省市，占全國省市總數的80%以上，整個國家都陷入瘋狂的投資衝動之中。中國很多城市的虛妄之火猛烈，存在一個巨大的假象，即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更讓人擔憂的是，這種依靠高額固定資產投資的模式，被全國各個區域和城市仿效。由於中國特有的政治周期，大約每隔幾年形成一個事實上的考核期，如此，各個地方主政者麵臨著迅速做大總量、提高增長速度以在同僚的競爭中勝出的壓力。而培育產業，則周期漫長，很少有富有遠見和耐心的人去做。第三，民營經濟占比。一個地方經濟是否富有活力，民營經濟是非常重要的晴雨表。廣東和浙江經濟活力冠絕全國，某種意義上正是源於其強大的民營企業造血功能。越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城市，其真實經濟質量越高。華為、方太、雅戈爾等崛起於寧波，絕非偶然。計算方法為：本地民營經濟占比，除以全國民營經濟占比。
眼下，很多地方對於培育實業、扶持本土企業缺乏耐心，熱衷於央地聯姻，搞大項目，一個央企的投資，動輒數百上千億，效果立竿見影，快速做大總量，地方官員容易獲得升遷，為眾多省市所追逐，助長了地方投機主義。
第四，第三產業的比重。這是衡量一個國家或者城市發達程度的重要標誌，也正因為如此，追求較高的第三產業比重，成為很多國家和城市發展戰略的重點所在。計算方法為：本地三產占比，除以全國三產占比。
目前，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在70%左右，發展中國家平均在50%左右。中國的第三產業占比最高峰值也從來沒有達到50%。就此而論，中國的第三產業比重，確有增長的空間。不過，中國仍然屬於後發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定位，以及目前的產業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中國仍需堅持製造業立國，第三產業不可寄望太高。當下中國絕大多數城市在服務業領域亦恐難有大作為，工業立市仍是多數中國城市的選擇。此外，中國區域經濟的不平衡，不僅表現在各個區域之間，同時也表現在各個經濟圈的城市之間。而要打破同一經濟圈內的不平衡，各個城市都力爭上遊，搞平均主義並非上策，保持各自優勢，進行合理分工，最後達到產業協同，才是更優選擇。在各個城市圈內部，亦需要雁陣模式。
第五，人均GDP。這是最直接的指標，GDP的創造，是靠人海戰術，還是靠高素質的人口，由此一目了然。計算方法為，本地人均GDP，除以全國人均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