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超思維”的局限
獨家策劃
作者：吳敬璉
當麵對創新、需要探索時，以為依靠政府動員資源和把握方向的能力，就能保證高新技術產業的高速發展是認識的誤區。
我們經常出現的認識誤區是高估政府的作用，以為依靠政府動員資源和把握方向的能力，根據政府製定的規劃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有關領域，由處於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按照規劃的重點開發高新技術，擴大生產能力，就能保證高新技術產業的高速發展。即使民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也要由政府施加嚴格的管理，把他們納入國家計劃和政府規模之中。
從各國的曆史經驗看，在後進國家趕超先進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一些國家運用政府的力量加快資本的原始積累，促進市場體製的形成，同時保護自己的幼稚工業，保證潛在比較優勢的發揮，的確顯示了很大的能量。在二戰後的亞洲，這種“市場經濟+強有力的政府幹預”的模式（韓國稱之為“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被有些經濟學家叫做“亞太模式”。國際經濟界普遍認為，采取這種模式是戰後亞太地區一係列國家和地區高速成長的關鍵因素，對中國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日本政府通商產業省（MITI）在戰後的機械工業振興運動、電子工業振興運動、大規模集成電路攻關等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被看成“亞太模式”的範例。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也使日本產業界後來在數字技術的發展上吃了大敗仗。我們不妨將這兩個突出的事例加以對比：
1976-1979年度，為了在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方麵趕超美國，日本政府出麵協調5家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商，組成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研究組合，研製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政府預算也投入大量補助。由於集中投入資金和人力，1980年日本比美國早半年研製出64K存儲器，後來又比美國早兩年研製成功256K存儲器（DRAM）已經占領了70%的世界市場，到1 986年，日本半導體產品已經占世界市場份額的45.5%，高於美國的44.0%；DRAM的世界市場占有份額高達90%，成為世界最大的半導體生產國。
在取得半導體產業霸主地位以後，日本繼續沿用政府“行政指導”的一套做法，按照通產省和國家廣播公司（NHK）規定的技術路線在模擬式基礎上開發高清晰度電視（HDTV）。在這段時間裏，美國人仍以千軍萬馬各顯神通的方式進行視聽技術的研究。1991年，一家美國公司向美國聯邦通訊員委會提交了開發數字式HDTV的計劃。接著，另一家美國公司又在1993年開發出數據壓縮和解壓縮技術，使得在單個頻道中傳輸多達10套電視節目。這樣一來，美國一舉超越了日本的領先地位，使後者在模擬式HDTV方麵整整20年的投資毀於一旦。1996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最終批準了數字式HDTV標準，並且規定了到2006年全部電視實現數字化的時間表。隨著數字化的發展，電視與計算機網絡和通訊網結合在一起，形成集成化的寬頻帶網絡體係。由此形成了美國對包羅萬象的多媒體產業不容挑戰的霸主地位。
那麼，為什麼通產省在前後兩個時期中對產業發展進行的“行政指導”形成了如此不同的結果呢？據我看，原因是在過去的“趕超”時期，先進國家走過的道路是清楚的，政府擁有相對充分的信息。在這樣的條件下，政府發揮了民間力量所不及的調動資源的能力，故而成功的把握大，然而當麵對創新的課題、需要探索未知的時候，政府並不具有信息優勢，它的反應能力、動作效率則肯定不如民間機構，而且政府直接組織、管理高新技術開發和生產，又必然壓製個人創造力的發揮，這就導致了上世紀9n年代與美國爭奪信息產業霸權的競爭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