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出版商認為，我的第二十一章是見利忘義。它是地地道道的英國方式，知不知道？它溫和乏味，活像主張性本善和自由意誌的貝拉基主義，不願意承認人可以成為估惡不俊的典型。他的意思是說，美國人比英國人更堅強，更能夠麵對現實。他們很快就在越南麵對現實了。我的書屬於肯尼迪主義，接受道德進步的概念；而實際所需要的是一部尼克鬆主義的書，絲毫不容納樂觀主義。讓我們由著邪惡在字裏行問活躍吧；直到最後一行，都嘲笑著一切傳統的信念，猶大的、基督教的、穆斯林的和搖喊教的，還侈談什麼人能夠改善自己呢。這種書會轟動世界的，果然如此。但我認為，這並不是對人生的公正描繪。
我這樣認為，是由於人在定義中就被賦予了自由意誌，可以由此來選擇善惡。隻能行善，或者隻能行惡的人，就成了發條橙……也就是說，他的外表是有機物，似乎具有可愛的色彩和汁水，實際上僅僅是發條玩具，由著上帝、魔鬼或無所不能的國家（它日益取代了前兩者）來擺弄，徹底善與徹底惡一樣沒有人性，重要的是道德選擇權。惡必須與善共存，以便道德選擇權的行使，人生是由道德實體的尖銳對立所維持的。電視新聞講的全是這些，不幸的是，我們身上原罪深重，反而認為惡很誘人，破壞比創造更加容易，更加壯觀。我們喜歡看宇宙分崩離析的幻象，哪怕嚇得褲子拖地。在無聊的房間裏坐下來創作《莊嚴彌撒曲》、《抑鬱剖析》，就無法上頭條新聞，無法成為電視的插播新聞。不幸的是，我的譏諷小書竟吸引了許多人，因為它就像一筐壞蛋，散發著原罪般的臭氣。
否認寫作此書的意圖是刺激讀者的窺惡癖好，似乎有點自命不凡或盲目樂觀。我自己繼承的原罪是健康的，這在書中體現出來了，我喜歡看別人燒殺奸淫，由於小說家與生俱來的怯懦，他才把自己不敢犯的罪惡假托到虛構人物身上。不過此書也有道德教訓在內，這就是強調道德選擇的根本重要性這一有氣無力的傳統觀念。這個教訓顯得不合時宜，為此我傾向於貶低《發條橙》，這麼充滿說教的作品是不可能富有藝術性的。小說家的任務不是說教，而是要展示。我展示得足夠多了，但新創外語詞的屏障非常礙手礙腳，這又是我怯懦的表現，我使用了帶俄語意味的英語……納查奇語，借以緩和色情描寫可能引起的露骨反應，它把此書變成了一場語言冒險。人們更喜歡看電影，是因為他們對小說語言望而生畏，這是正常現象。
我想沒有必要提醒讀者，書名的意義是什麼。發條橙本身是不存在的，但老倫敦人用它作比喻。其寓意比較怪異，總是用來形容奇怪的東西。“Heissasqueerasaclockworkorange他像發條橙一樣怪”，就是指他怪異得無以複加。盡管queer一詞在限製性立法出台以前的英語裏有同性戀的涵義，此處主要不是指這個，意大利語譯作AranciaaOrologeria（時鍾橙子），法語譯作OrangeMecanique（機械橙子），所以歐洲大陸人不會理解倫敦土語中可能有的共鳴，還以為這是定時手榴彈，是廉價的椰子手雷。我的原意是，它標誌著把機械論道德觀應用到甘甜多汁的活的機體上去。
第二十一章的讀者必須自己確定，它是增強了他們或許熟悉的小說的感染力，還是可以截去的肢體，我的本意是讓全書這樣結束，不過我的審美判斷不一定正確，作家很少能正確對待自己的作品，但批評家也是如此。彼拉多任命那穌為猶太人國王的時候說過，“我寫下的東西是改不動的。”
我們可以毀棄已經寫下的東西，但不能推倒重寫。我漠不關心地（英國作家約翰遜博士采取此策略）把寫下的東西留給美國人口中對此在乎的億分之一的人去評判吧，可以吃掉這瓤甜甜的橙子，也可以吐出來嘛。悉聽尊便。
安東尼·伯吉斯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