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主依次投壺，他們將所有的箭矢投完，也就是一局，然後開始計算成績。
司射在賓主投壺過程中同時計算成績，當有投入的人，司射就將一枚算放到一側的地上，賓客投中就放在右邊，主人投中則放在左邊。
當賓主投完後，司射說：“左右都已投完，下麵開始宣布成績。”
這時司射才開始宣布，比如哪個人比另一個人多幾純或者幾奇，平局就說結局為均。
當司射宣布完比賽結果，就該到飲酒的環節了。
這時司射說：“請勝者為不勝者酌酒。”
此時，勝者開始罰敗者飲酒。勝者為敗者在酒爵中斟滿酒，他們雙手奉上，敗者接過後必須說：“賜灌。”
勝者也要回答：“敬養。”這時，敗者才將罰酒飲下。 當主人和賓客喝完酒後，第二輪投壺才開始，方法同上，直至賓主盡歡為止。
由於標準性投壺相對還是很複雜的，需要相應的器具，所以還有一種簡易型投壺方案，便於隨時操作。
投壺起源於儒家射禮，因為射禮不易操作，而且諸侯射藝通常不精，於是就采用一種較為簡單的方式來代替。因為如果按照《禮記》的規定進行投壺，這顯然是特別繁瑣的。
作為一種日常宴飲的娛樂活動，投壺簡便易行就可以了，仍然不失為一種高雅的宴飲娛樂。其實，即便在投壺比較盛行的戰國時期，人們真正按照《禮記》上的規定，進行投壺的次數也為數不多。
而簡易型投壺是在標準型投壺的基礎上進行簡化，很多古法必需的器具都可以使用一些代用品。首先，投壺可以換做瓷瓶或者水瓶來代替，而有兩支箭矢輪流使用就行了。
箭也可以用竹子製成，長度在0.2米左右，頭端裹上棉布以提高命中率。其中最簡單的辦法則是用筷子做箭矢，畢竟筷子每家每戶都有的。
“算”可以用竹簽代替，還可以用石子或其他器物代替，甚至演奏樂曲的環節可以省去。隻需要開始時主人和賓客相揖後就位，投壺時客人於席上依次投壺，然後用竹簽計算成績等罰酒時勝者再向敗者罰酒，這樣過程就簡便多了。
其實，這個投壺遊戲的簡化過程方案，基本上也與古法中大致相似，這種簡單的投壺遊戲對於我國投壺文化的繼承是非常有意義的。
投壺之禮這種古代禮樂文化具有很強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體現了一種演變和延續。投壺這種禮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禮的成分逐漸減少，遊戲娛樂的成分逐漸增加。從有關的文獻和出土的實物等方麵，我們可以看到投壺遊戲的不斷變化。
而曆史上的文人騷客也有記載投壺遊戲的文章。如《禮記》中的《投壺》篇、北宋著名史學家司馬光的《投壺儀節》等。
特別是三國時期一個叫邯鄲淳的人寫的《投壺賦》，他將投壺者們身手不凡的投技和妙趣橫生的場景描寫得惟妙惟肖，淋漓盡致。
戰國時代投壺之風盛行，戰國時著名思想家淳於髡說：“在男女雜坐、六博投壺之時，人們可以飲下八鬥之酒卻隻有兩分醉意。”可見投壺之戲，竟然可以為古人助酒性。
其實，他說此話的目的是向齊威王褒揚自己的能力。當時，齊國遭到楚國的攻擊，淳於髡臨危受命，他被派遣去趙國請來了10萬救兵，楚軍知道後，連夜引兵回去了。淳於髡回國後，齊威公為他慶功。在宴會之上，齊威公問淳於髡喝多少能醉時，淳於髡就說了此話。
這些說法雖然都說得頭頭是道，其實都沒有能夠脫離注經釋義的範圍，這大概由於投壺已經載入經典，所以大家隻能認定它是“禮”的一種。
如果不受這種先入之見的束縛，設想投壺本來是產自民間的一種遊藝或競技活動，然後才被納入禮的範圍並加以規範。
後來的晚清學者章太炎在他所著的《經學略說》中說：“漢代《禮記》中有投壺的記載，《禮記》的作者西漢戴德和戴聖兩個人都是從西漢經學家後蒼那裏得到的真傳。他們知道17篇是不夠的，所以他們都在自己的書裏加入《投壺》、《奔喪》兩篇文章。”
大戴戴德有84篇，小戴戴聖有49篇。戴德、戴聖所傳同門，為什麼《禮記》的篇目會不一樣呢？對此，人們的看法不一。
因此有人懷疑，《禮記》是後人偽作的。《偽書通考》、《古今偽書考補正》中都有《禮記》是偽書的記載，隻不過斷言它們是偽作的理由並不充分。
而大、小戴的《禮記》中有關於投壺的記載，文字基本相同。最大的差異是小戴的《禮記》中有鼓譜，而大戴的《禮記》中卻沒有。
在戰國時期，古文獻中還對投壺的時間和地點有明確要求，說投壺要隨著光線的明暗有所不同的。
在後來清代張沐所編寫的《禮記疏略》中有這樣的記載：
投壺有三處，在正午時分要在室內投壺，傍晚時就要在大堂內投壺，天黑的時候就必須在庭院內投壺。
而這段文獻中還規定，用作投壺的箭，因在所處的場所不同，規格也不一樣。文中說：
籌，室中五抉，堂上七抉，庭中九抉。
其中的籌就是指箭，一抉就是指四指那麼長。投壺的壺離投箭的席約7尺。做箭的材料也極是考究，一般箭要用柘木、棘木製成。除此以外，史書中還詳細地記述了投壺的術語和規則。
戰國時期魏國文學家邯鄲淳在他所著的《藝經》中說：“投壺以12籌為限，象征一年中的12個月。在投壺娛樂中還要講究聲勢，投壺以擊鼓為節。”
在關於戰國時期投壺的專業考古中，也有很多已經出土的投壺器具值得參考和借鑒。
後來，在河北平山三汲鄉戰國時期的中山王墓中，又出土發現了一件我國最早的銅投壺。
這件投壺是造型別致的三犀足筒形器，它的底部基座是3隻雄姿威猛的矮足獨角犀，壺的形狀呈圓筒形，兩側附有一幅首銜環。這件投壺遍體飾有生動流暢的細線變形山字花紋，平口深腹。
此壺高0.59米，口徑0.20米，筒形腹上有“左使車工本”5個字銘文。在這件器物剛剛出土的時候，人們並不知道它到底有什麼功用，後經專家學者們的考證，他們斷定這件三犀足筒形器銅器，應該就是古代的投壺。
而《禮記》中記載的青銅投壺的外形，與這件出土的銅器剛好完全吻合。
另外，在三國時期魏國文學家邯鄲淳的《投壺賦》中也有“厥高二尺”的記載，記載中的高度和這個銅投壺是一樣的，也佐證了這件銅壺就是戰國時期的投壺。
而且同在中山王墓中，還出土了一件較小的銅筒形器，高約0.4米，口徑約0.1米，器物上下各有一道斜格雲紋，兩側也各有一鋪道銜環，半口深腹，中空，這與三犀足銅投壺形製相同，隻是沒有三犀足。
人們認為，這也是一件小型的銅投壺，這兩件器物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曆史。
其實在戰國時期，投壺所用的壺跟酒壺是通用的，一般多是銅質或陶質的。
在河北燕下都遺址中，還出土了一個硬陶壺，它屬於仿青銅器式樣，它的足部有一約0.02米高的足圈，總高0.31米，這便是一個戰國其時陶瓷的投壺。
而在諸城臧家莊戰國古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銅投壺，這件投壺被專家鑒定為國家一級珍貴文物。
通過這個已經出土的投壺，可以得知，古代投壺的外形如同日常生活的酒壺和水壺，它口闊，肚大，脖子細長。而諸城出土的這件投壺無論造型設計，還是鑄造工藝，都別具一格。
該壺高0.35米，口徑0.34米，它采用了直筒式的外形，口、頸、腹連為一體，這打破了壺的傳統形式，給人以麵目一新、超凡脫俗的感覺。
這件投壺的壺身奇特，花紋裝飾都采用鏤孔透雕、平麵底紋、素麵寬帶三種方式相間組成。它的瓶身層次分明，繁而不亂。它的腹壁外側裝著兩個對稱的鋪首銜環，底部采用二層台式的高圈足，猶如給壺裝上了一個穩定的底座。
這件投壺圈足采用鏤孔透雕裝飾，與壺身上的紋飾上下呼應，相得益彰。這件投壺在製模鑄造時使用了先進的內外合範工藝，一次澆鑄成功，壺壁厚薄均勻，造型規整，紋飾清晰，自然流暢，是古代青銅器中難得的精品，充分表現出了工匠們高超的鑄銅技藝。
[旁注]
東王公 與西王母共為道教尊敬的大神，又稱“木公”、“東華帝君”等，究其源，可追溯至戰國時期，當時楚地信仰“東皇太一”大神，又稱“東君”，也就是神化了的太陽神，這便是東王公的前身。是我國古代神話中的男神，後經道教增飾奉為男仙領袖，道教南、北二宗則都奉他為始祖。
大雅之堂 在我國傳統思想認為的，那些被人看重的、不粗俗的事物，也就是相對高雅的事物，或者指相對高尚雅致的地方。字麵上通俗的意思是高雅的廳堂，有時也比喻高的要求和完美的境界。
樂工 又稱“優伶”，是古代掌管音樂的小官吏，也是古代歌舞演奏時藝人，屬於古代下九流中“戲子”一類，雖然人們很喜歡他們，但相比而言，地位卻不高。
禮樂 是我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的“禮樂文化”能起到提升人類道德，使人們達到自我完善的作用。古代先賢們就通過製禮作樂，形成了一套頗為完善的禮樂製度，並推廣為道德倫理上的禮樂教化，用以維護社會秩序上的人倫和諧。禮樂文明在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經典 作為典範的儒家載籍。指儒家經久不衰的萬世之作，後人才尊敬它稱之為經典。經典是指具有典範性、權威性的著作。也就是經過曆史發展而被選擇出來的"最有價值的書"。
漢服 又稱“漢衣冠”，漢族的傳統服飾，也稱為“漢裝”、“華服”等，是從黃帝即位至明末這4000多年中，以華夏禮儀文化為中心，通過曆代漢人王朝推崇周禮、象天法地而形成千年不變的禮儀衣冠體係。
柘木 又名“柘桑”、“文章樹”等，是指桑科植物柘樹的樹幹部分，是我國曆史上著名木料之一，它價格昂貴，具有中草藥價值，有化淤止血、清肝明目之功效，常出現在我國古代各種典籍之中。
揖禮 屬於古代相見禮的一種，據考證大約起源於周代以前，有3000多年的曆史了。周武王伐紂滅商而建立了周代，武王死後，他的兒子周成王年幼即位，由叔叔周公旦攝政。周公旦采取了許多有力的措施來鞏固政權，他建立了周代的各項典章製度和禮樂製度，其中就有揖禮。從此，揖禮開始大行於天下。
《鹿鳴》 古代春秋時戰國時期大宴群臣賓客的詩篇和樂曲，表達了主人熱情好客，宴會上愉快融洽的氣氛，是《詩經》中的名篇。三國時期文學家曹操的《短歌行》中“呦呦鹿鳴，食野之蘋”，也是出自在這裏。
瓷 瓷器是一種由瓷石、高嶺土、石英石、莫來石等組成，外表施有玻璃質釉或彩繪的物器。因為它不透水，有較為低廉的成本和耐磨等的特性在我國被廣為使用，是中華文明展示的瑰寶。多姿多彩的瓷器是我國古代的偉大發明之一，瓷器的精美絕倫完全可以作為我國優秀文化的代表。
邯鄲淳 三國時期魏國書法家，文學家。自小就很有才華，博學多藝，善寫文章，在當時遠近聞名。他的著作有《笑林》和《藝經》，因為《笑林》的風趣幽默，他又被人們稱為“笑林始祖”，他在我國書法史和文學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淳於髡 戰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主要活動在齊威王和齊宣王之際。以博學多才、善於辯論著稱，是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的學者之一。他長期活躍在齊國的政治和學術領域，曾經對齊國新興封建製度的鞏固和發展，對齊國的振興與強盛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戴德 西漢時期著名文學家、禮學家和思想家，禮學中“大戴學 ”的開創者。他曾經被任為信都王劉囂的太傅，漢宣帝時被立為博士，尊稱“大戴”，著作《大戴禮記》，對後世文學和禮學有突出貢獻。
張沐 清代初期的官吏。1658年的進士。康熙元年，他被授予直隸內黃知縣，頗有政績。退休後，他在河南主持講學，四方的學士欣然而往，聲望很高。後來，他著書立說，多有成就。
中山王墓 位於河北省平山三汲村，這裏出土了大批精美絕倫的珍貴文物。僅中山王一號和六號墓出土文物就達19000餘件，並以大量孤品、珍品的出土，它的發現意義非同凡響。而中山國是戰國時期北方“千乘之國”，在戰國時期占有重要地位。
青銅 鉛、銅和錫的合金，在我國有特殊重要性和曆史意義。我國使用銅的曆史年代久遠，大約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發現並開始使用銅。作為代表當時最先進的金屬冶煉、鑄造技術的青銅，也主要用在祭祀禮儀和戰爭上，形成了具有我國傳統特色的青銅器文化體係。
燕下都 古代戰國時期燕國的都城遺址，是戰國都城中麵積最大的一座。城址中部有一道隔牆，將城分為東、西二城。東城分為宮殿區、手工業作坊區、居民區、墓葬區、古河道區五個部分，這裏文化遺存相當豐富，保存較好，為後世提供了戰國時期的物質資料，考古意義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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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東長島，曾經出土了一件戰國早期的刻紋提梁壺。這件投壺在製模鑄造時使用了先進的內外合範工藝，一次澆鑄成功，壺壁厚薄均勻，造型規整，紋飾清晰，自然流暢，是古代青銅器中難得的精品，這也充分表現出了戰國時期工匠們高超的鑄銅技藝。
此外，這壺身還刻有一幅投壺圖，畫麵上投壺者的投擲動作正處在緊張投出的那一瞬間，這幅畫把《禮記》中所描述的情景定格了下來，生動再現了戰國時期的投壺活動場麵，也從一個側麵印證了當時投壺活動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