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雅禮儀——投壺遊戲3
唐宋後投壺的起起落落
715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稱帝的第三年。有一天，鄂國公尉遲恭上早朝時竟然遲到了。
尉遲恭，字敬德，是唐代的著名大將，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尉遲恭麵如黑炭，年少時以打鐵為業。隋朝末年，尉遲公參了軍，他以武勇著稱於世，他曾經做過將軍。
後來唐王李世民與尉遲恭對戰時，曾經降服了尉遲恭。但李世民宅心仁厚，對尉遲恭說：“你如果願意呢，就留下來幫我吧！如果不願意，那我也可以給你一筆錢，讓你離開。”
尉遲恭那時候因為有老母在家，於是便請李世民放他回家。
李世民給了尉遲恭一筆錢，讓他回家贍養老母。後來沒多久，李世民在戰場上身陷重圍，尉遲恭得知後快馬加鞭前去解救，他冒死殺入重圍，解救了李世民的性命。
李世民很是感動，非常器重尉遲恭，從此他便成為了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後來李世民做了皇帝，史稱“唐太宗”，他封了尉遲恭做鄂國公，還封尉遲恭做大都督。但尉遲恭卻依仗著自己曾經救過李世民，居功自傲，與大臣們關係很不好，所以也就不把早朝遲到當回事。
可誰都知道，早朝遲到這件事在大唐王朝那根本就是欺君之罪，按律要處刑的。唐太宗李世民非常生氣，群臣們也一個個氣憤填膺，反觀尉遲恭卻毫不在意。
李世民生氣歸生氣，他雖然很想處罰尉遲恭，但心中仍是放不下當年尉遲恭舍身殺入重圍救了自己的事，他便想放過尉遲恭一馬。但是群臣們異常氣憤，他們紛紛要求嚴懲尉遲恭。
李世民不敢違背眾人的意願，卻仍想就此放過尉遲恭。他在進退兩難之際，突然靈機一動，想起了尉遲恭最喜歡玩投壺遊戲了，也知道尉遲恭馳騁沙場多年，弓射嫻熟，自然投壺的技巧也非常高超，百投百中也是平常之事。
於是，李世民便想用投壺當個幌子，一來給尉遲恭一個台階；二來又可以使眾人不再指責尉遲恭。
他想到這，便和聲問尉遲恭道：“愛卿怎麼上朝遲到了？你是不是最近又在練習投壺？”他一邊說一邊衝尉遲恭使眼色，好讓尉遲恭順著自己的意思往下說。
尉遲恭見群臣們眾口一致要求嚴懲自己，他知道這次犯下大錯了，又見太宗一邊說投壺一邊使眼色，他便跪地回答道：“微臣確實是今天早晨玩投壺時入了迷，竟忘記了時間，以至於誤了早朝，犯下重罪。還請聖上恕罪。”
李世民說：“愛卿玩投壺不要緊，但誤了早朝卻是大錯。不過朕也喜歡投壺這個遊戲，可見愛卿與朕是同道中人，朕便給你個機會，檢驗一下愛卿投壺的技巧，看看愛卿到底是不是玩投壺玩得忘了時間！”
李世民喚侍衛取來投壺、算籌和箭矢，又讓樂工在一旁準備奏樂。
李世民說：“朕這次給你個機會，讓你在殿上展示你的投壺技巧。如果你投10次能全中，朕便相信你是玩投壺誤了時間，若有一個不中，朕便不能饒你！”
尉遲恭起身接過箭矢，在樂工的伴奏下，他輕而易舉便投中了10次。
李世民笑著說：“愛卿真是好技術！朕信守承諾，這次便饒你一次，以後千萬不要再誤了早朝了！”
尉遲恭急忙點頭應承，他發誓以後不會再因為玩投壺誤了早朝。大臣們雖然還很生氣，但畢竟太宗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他們也不好再說什麼了。
等早朝過後，李世民將尉遲恭喚到後堂，讓他陪自己玩投壺。
在玩投壺的時候，李世民語重心長地對他說：“愛卿啊！國家的大事都在賞賜和處罰裏體現，有功要賞，但有錯必須要罰。今天我念在當年你救過我一次的情分上，幫你擋了這頓處罰，但你以後絕不能再居功自傲，要善加修身養性，不然等到下一次再後悔可就晚了。”
尉遲恭很是感激，他維諾地答應了下來，從此以後再不敢居功自傲了。
投壺運動是唐宋時期那些士大夫愛玩的遊戲，它是射禮的簡化，不過還是有些複雜了！因此即便他要退出曆史的舞台，它所承載的文化內涵也是無比濃厚的。
當然，投壺之壺有陶製、銅製、鐵製和瓷製的。在考古實物資料中，明清時期的投壺較多，也有宋元時的投壺器物。
其實，投壺到了隋唐時期，就一驚非常普及了，以至於投壺專用的貫耳瓶需求量大增。這一時期陶瓷技術發展很快，爭相出現了像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魯山窯花釉瓷、鞏縣窯白瓷與唐三彩、邛窯彩繪及單色釉瓷、長沙窯彩繪瓷等，這些陶瓷的新技術的產生都對投壺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陶瓷貫耳瓶作為投壺器具和精美的藝術品，在隋唐時期受到官府、豪門、士大夫階層，以及社會玩家的青睞，這自然是不足為奇的。
後來，在長安出土了一件唐代邛窯的寫意牡丹紋大貫耳瓶，此瓶高度有0.44米，這跟漢代文學家邯鄲淳所寫的《投壺賦》中的“厥高二尺”基本一致。它周身繪著兩幅無骨寫意牡丹畫，這也意味著唐代初創的寫意花草畫首次運用到投壺貫耳瓶中。
這個寫意牡丹紋大貫耳瓶，是1000多年前的投壺用器。它為研究唐代投壺，提供了實物依據。
還有，後來在長安出土了一隻唐三彩貫耳瓶、這個貫耳瓶的造型奇特，因為過低的雙耳和外翻的瓶口，都使它不便於“貫耳”。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貫耳瓶可能隻是用來觀賞的藝術品，不太像投壺遊戲中的實用器皿。
同在長安還出土了一隻唐代灰青釉大貫耳瓶，此瓶高0.36米，口徑0.097米，耳徑0.058米，這顯然是投壺遊戲的實用器皿。所以，這肯定是唐代投壺用的瓷質貫耳瓶，可能實用的唐代投壺瓷器隻有寫意牡丹紋大貫耳瓶和灰青釉大貫耳瓶這兩個了，因此它們顯得特別珍貴。
晚唐至五代邛窯的綠釉貫耳瓶，高度已降為0.20米，它的兩耳已無法“貫耳”了。所以說，至晚唐五代時期，至少是一部分瓷質貫耳瓶已經變為桌上的陳設器了，它們隻供賞玩，再沒有實用價值了。
不過，還有人還曾發掘出一件宋代廣元窯黑釉貫耳瓶殘件，它的出現，進一步說明投壺到了宋代，一部分瓷質貫耳瓶與投壺已經產生了分離，成了單純的擺設物。
但是根據文獻記載，宋代的投壺活動仍然沒有停止，宋代著名文學家蘇軾、陸遊等仍留下了有關投壺的詩詞，甚至比唐代的詩人留下的投壺詩詞還要多。
在宋代，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儒士們從禮的立場出發，他們過於強調了投壺的治心、修身、為國和觀人的作用，卻抑製了投壺的平民化和競技娛樂化趨勢。
甚至他們在修訂了宋代《投壺新格》中的一些規則，這使投壺活動又局限到上流社會中去了。
盡管如此，新的規則還是列出了“有初”、“連中”、“貫耳”、“散箭”、“驍箭”等技法，也記載了許多古代投壺資料。投壺直至明代據說還有140多種投法，至清代仍在宮中大為流行，隻是到了晚清以後就漸漸沒有了。
但不管這1000多年來，投壺是興盛還是衰落，由投壺創生的貫耳瓶卻一直受到皇族顯貴們的珍愛，因為它比其他的瓷瓶具有更加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
南宋時期，官窯、龍泉窯等都燒製過貫耳瓶，多為一二十厘米高。一些南宋時期較大的青釉貫耳瓶，一般高度都為0.31米左右，兩瓶耳孔內徑都不到0.02米，看來是無法用於投壺“貫耳”了。
然而，明清時期景德鎮官窯燒製的貫耳瓶，就是純粹的藝術品了。不過因為投壺的悠久曆史和深厚文化底蘊，使這些純粹的藝術品貫耳瓶仍然是後世的稀世之寶。
後來，清代文學家端方在他所著的《陶齋吉金錄》中記載，有一個鹿形投壺，是一個似馬形狀又帶雙角的鹿。它背上負有一個圓筒形的投壺，有雙貫耳，鞍兩旁有小圓筒。高二尺六寸三分，長一尺八寸，從形製和紋飾看，這應該是一件宋元時期器物。
而司馬光的《投壺新格》中畫的投壺也是雙貫耳的。
後來，在北京中山公園，也就是社稷壇的東區，還有一座投壺亭，而且還保存了6隻古代銅質投壺。這是一個十字形的敞亭，曾經進行過重建，這也是投壺文化的凝固和曆史的見證。
除了在考古中發現的投壺實物外，還有一些唐宋時期的繪畫，也表現了唐宋時期人們對投壺的喜愛。在考古發現或傳世的古畫中，經常可以看到有關投壺的作品，五代時期著名畫家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就生動形象地再現了投壺的曆史麵貌。
《重屏會棋圖》，五代南唐時期畫家周文矩所畫。絹本設色，上麵畫4個人對坐下棋投壺，4人身後所置的屏風上畫有山水人物，並有一個小屏風位於大屏風的中間，因此稱“重屏會棋圖”。
據考證，這是一幅珍貴的曆史人物肖像畫，居中正麵的人正是南唐中主李璟。這幅畫生動形象地再現了我國古代投壺的禮俗。
明宣宗朱瞻基便是投壺的高手，他的技術超強，因此被畫家的眼睛捕捉到了，在明畫《明宣宗行樂圖》中，便留下朱瞻基投壺的情景。
而我國名著《金瓶梅》裏的西門慶也擅長投壺，他經常和潘金蓮一起玩這個遊戲，據考證，西門慶這一文學形象，影射的人物便是明武宗朱厚照。
可見在明代，投壺不僅為那些在皇城宮廷裏的宮女、嬪妃們帶來了樂趣，後來這個遊戲還被男人們引入閨閣，鼓勵女子們玩耍，也為她們帶來了無窮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