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曆來不高，但於此處卻特加優厚。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桓公是在“不以兵車”的條件下實現了“九合諸侯”。即在非暴力壓迫的情況下，用教化認同實現了遠人來服，所以“如其仁”。而“如”字則體現了評價的深度，那大概是因為孔子想到，“遠人不來，自有後事”之故吧。
值得讚歎的是，“仁”的目的是通過認同的作為，感化他人“克己”。而從《論語》諸多與之相關的表述中，我們又可以看到，認同目的的實現是以做到“我”，即主體的“克己”來達到的。諸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等等均指明要通過知行一致的身體力行給予周圍的人以最真實的參照和教育。孔子的“誨人不倦”就是一種直接的“求同”作為。
這樣一來，“仁者”心路可知其難了。既要斷然將任何強迫的手段屏蔽，“克己”又首先要從“我”做起。一切感化的努力完全集中在用自身的垂範來激發他人主觀認識的轉變上。或許個人知行上稍稍的折扣就會使近人感到虛偽。
理想的道路上，孔子形同追日的誇父。他從來就沒有因為理想太難，而運用過修正主義、折中主義的“精神勝利法”，或是卑劣的政治手段，否則大可不必周遊列國尋找“知己”。他之所以要向君主謀求見用，甚至接受陪臣、賤婦的邀請，不外乎是為了使其仁的弘揚有更加寬廣的平台。當齊國送來美女寶馬以瓦解魯國君臣的意誌，孔子也隻是暫時擱置學生的勸行，期待國君在郊祀後送來給予大夫的祭肉，既未有所獲，便坦然而去。這種做法看似被動，哪怕搞一些謀略、“小動作”也會被認為是“大行不顧細謹”，但孔子沒有，孔子是用仁的觀點來為人處事！既然“聽其言、觀其行”，已證明此人沒有被“認同”的可能，那多做妄為也無濟於事啊！
孔子的理想充滿剛性。孔子的追求無比執著。他其實就是用理想在生活。仁的踐行既是實現追求的途徑，以此而產生的認同感也是安慰心靈和繼續前行的精神動力。所以就在最理解他的弟子和妻兒一個個去世後，哲人的生命也難以抗拒地開始枯萎。心苦孩子的肉體回歸大地，他的思想感情卻永遠地留給了這個民族、這個世界。
我們看到，崇高的理想能夠超越狹隘的物欲和虛榮。卓越優秀的人格竟來自於如此一個先天缺失的聖者。如果幸福可以下一個定義，那麼就是在人生旅途中，能夠始終充滿心靈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人生高度的毅力和勇氣，他的內涵超拔厚重、直指人心，那就是不因任何艱難困苦而欺騙自我。
新的時代，靡靡彷徨不會是和諧的定義。人心焦慮的加劇正來自於究竟應該如何生活的人生課題。孔子似乎給出了他的答案。
把動人留在心裏，把美麗留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