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教學形式上看，有矢誌自學，刻苦攻讀者；有家學淵源深厚，受教於父兄或祖母、母親者；有由家庭延請名師授業者；有儒生親自訪求名儒或明師，得之口傳心授者，形式不拘一格。
元代私學的學習內容，一般都以儒家經典為主，即以“四書”、“五經”和“二程”、朱熹的注疏為基本教材，但也兼及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醫學等有很高實用價值的自然科學的內容。
當儒生們學有所成後，大部分人通過各種方式踏入仕途，為世所用，在功業上有所建樹；也有相當一部分的儒生恥事權貴，不屑於仕，或閉門教誨子弟，或在鄉裏設學授業，或隱居山林講學傳道。
元代那些通過私學成才的人，為保存、繼承和發展以漢族儒學為主體的華夏文化，普及文化教育，培養各方麵有用的人才，作出了積極有益的貢獻。
由於元代朝廷對各種宗教，都采取兼容並包的政策，所以元代各種宗教教育都比較興盛，其中尤以佛教的勢力最強，在政治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各種宗教通過寺、觀、教堂進行傳教活動，普遍開展宗教教育。這在古代曆史上是罕見的。
佛教的教育形式通常是俗講，即由道行高深的僧侶用通俗的語言和形象的實例宣揚佛教的教義，勸人皈依佛教。聽講的不受限製，男女老幼，隻要願意崇佛者皆可參加。
俗講往往與祭禮祝禱結合在一起，有似元代廟學在孔廟中對孔子和先哲祭祀禮拜後所進行的講學活動一樣，也是整個崇佛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佛教教育除了俗講這一主要形式外，還有佛經的翻譯刻印，傳布四方；佛寺裏的雕塑、壁畫，民間流傳的宣揚佛法無邊和向善去惡、因果輪回等內容的話本、戲劇，更是一種形象性的教育形式。
至於佛教僧侶和信徒們的崇佛祈禱和禁咒祛邪等活動，與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有著密切的關係，因而這種教育形式所起到的潛移默化的效果，也就更為普遍和明顯
元代治國者承襲宋代的傳統，對書院采取利用和控製的方針，積極地加以提倡、扶持並給予獎勵，使之朝官學化的方向演變，從而使元代的書院較之宋代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當時不少漢族的儒家學者，不願到朝廷部門做官，也不願到朝廷所設的官學中去任教，甚至不願讓自己的子弟到官方所設立的學校去就讀，於是他們就退而自立書院，招收生徒講學。如安徽歙縣的汪維嶽建友陶書院，江西婺源的胡一桂隱居於婺源湖山書院授徒講學，安徽休寧的汪一龍在婺源的紫陽學院講授程朱理學。
麵對這種情況，元代治國者吸取遼金時期治國經驗，采用了較為開明的文教政策，因勢利導，對各地書院的建立和恢複加以鼓勵和提倡，並將書院與地方上路、府、州、縣官學同等看待，歸官府統一管理。
這是元世祖忽必烈對書院的承認和提倡，也為漢族士大夫及其子弟開辟了一條出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不僅緩和了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抗情緒，而且為他們提供了研究學術和講學、求學的場所，利用他們的文化知識，為發展元代的文化教育事業服務。
因而從此以後，書院這種有別於官學的民間教育機構，在元代就更加興盛起來。到元代末期順帝時更是遍地開花，數量大大超過了宋代。這正是元代治國者實行比較緩和的文教政策的成功之處。
對元代書院的興建和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是楊惟中，姚樞、趙複、王粹、許衡、郝經、劉因等一批儒家學者，他們有的參與了書院政策的製訂，有的主持著名的書院，有的是書院的主講。皆以儒家經典、尤其是程朱理學作為教學的基本內容。
元代書院的普遍建立，對於普及文化教育、傳授儒家經典和程朱理學、傳播宗教思想，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元代富有特色的廟學、私學、宗教和書院等民間教育形式，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況，培養了一大批才華出眾的各民族知識分子，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彙。
[旁注]
西域 狹義上是指玉門關、陽關以西，蔥嶺即今帕米爾高原以東，巴爾喀什湖東、南及新疆廣大地區。而廣義的西域則是指凡是通過狹義西域所能到達的地區，包括亞洲中、西部地區等。
郭守敬 （1231年～1316年），元代天文學家、數學家、水利專家和儀器製造專家。曾擔任都水監，負責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修訂新曆法。他製訂出的《授時曆》，通行360多年，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一種曆法。
話本 宋代興起的白話小說，用通俗文字寫成，多以曆史故事和當時社會生活為題材，是宋元時期民間藝人說唱的底本。今存《清平山堂話本》、《全相平話五種》等。宋代“說話”即說書人的底本。也稱為“話文”或簡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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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傳，元代國師八思巴３歲時能念咒語，７歲時能背誦經文數十萬字，大略地通曉其中的含義，８歲時能背誦《本生經》，９歲時即向人們講經。西藏人稱之為“八思巴”，即聖童的意思。就八思巴本人而言，他的成長過程完全得益於佛學教育。
八思巴一生的著作，有《彰所知論》等30餘種，是蒙古新字的創始人。他對於普及藏傳佛教，促進元代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