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規是宋代書院綜合治校的立法依據。學規不僅製訂書院教學的宗旨、培養學生的目標，限定學生的行為準則，在觀念上具有塑造學行思維模式的作用。
以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教條》為例。它首先規定了書院教育的目標，是使學生明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的封建倫理關係法則，要求學生必須遵行這“五倫”；其次規定為學的次序，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再次規定修身、處世、接物之要，大體不過是忠恕仁義、改過遷善、明道非利之類的倫理說教。朱熹規定的書院教育的目的、宗旨、內容和方式，成為以後曆代書院製度模擬的範本。
宋代書院的興起，一方麵滿足了廣大士子讀書求學的願望；另一方麵，也緩解了朝廷教力不足的矛盾，為朝廷培養了大批文治人才。
宋代書院構成了完整的書院教育模式。作為一種獨立的教育組織形式，其豐富的教學經驗和靈活多變的辦學形式，為以後曆朝書院所襲用；其相對完整的規章製度和辦學特色，為曆代教育家所取鑒。宋代書院教育傳統所包蘊的豐富內涵是古代教育的寶貴曆史財產。
[旁注]
書院 是以私人創辦和主持為主，將圖書的收藏和校對、教學與研究合為一體，是相對獨立於官學之外的民間性學術研究和教育機構。它肇始於唐代，但未成定製。唐末五代時期，士儒窮居草野，潛心講學之事，書院應運而生，進入了書院職能全麵轉入講學讀書的初級階段。
學田 是指書院和州縣官辦學校所用的田地，是古代封建社會學校教育的經濟支柱。設學田以贍學的製度，創始於宋代，延續至清代。學田的管理方式各地不一，朝廷也沒有作出統一的規定，學校通常設有專門機構或派專人管理學田，一般有三種方式，一是由學官管理；二是由鄉紳地主管理；三是由學校生員管理。
五倫 即古人所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5種人倫關係。用忠、孝、悌、忍、善為“五倫”關係準則。君臣之間有忠，父子之間有孝，兄弟手足之間有悌，夫妻之間有忍，朋友之間有善。這是處理人與人之間倫理關係的道理和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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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書院實行自由討論學術的教學方式，風格開放，學生可自由擇師，來去自由。學生的思路也比較活躍，眼界也更加開闊。這種相對自由開放式的教學製度，使得書院往往成為名師薈萃的學術中心。
比如：浙東奉化舒磷少從張拭在書院問學，以後又先後追隨陸九淵、朱熹、呂祖謙求學，終成大器，被丞相留正譽為“當今第一教官”；信州五山人汪應辰少從呂居仁讀書，以後曆拜胡安國、張拭、呂祖謙為師，求得“造道之方”，終成殿試狀元。
元代民間的辦學特色
在元代，除由朝廷直接管轄的官學外，民間的辦學形式還有廟學、私學、宗教教育和書院，朝廷對它們也都采取了保護、扶持、鼓勵和倡導的政策，使之有所發展。這是元代教育的一大特色。
元代的廟學，是在孔廟中對孔子和曾參、顏回、孟軻、朱熹等先哲祭祀禮拜後進行的以宣講儒家經書為主要內容的一種教學形式。它實際上指的是各級各類儒學，屬於廣義的廟學。
元代還有一種狹義的廟學，專指在孔廟中定期舉行的講學活動。是在每年春秋兩次大祭和每月農曆初一、十五對孔子和儒學先賢祭祀燒香禮拜後進行的一種以儒家經典為基本內容的講學活動，屬於整個祭奠活動的內容之一。
元朝廷之所以重視廟學，這是和他們所實行的尊孔重儒、提倡理學的文教政策完全一致的。這種以孔廟為活動中心的具有廣泛群眾性的教育普及形式，在民間產生了相當大的封建道德和禮法教育的影響，從而促進了社會的相對穩定。
元代的私學十分興盛，它繼承了宋代私學傳統而又有新的發展，但在辦學形式和教學內容上與宋代沒有什麼大的差別。
元代私學的興辦，除主要是漢族外，還有蒙古族、畏兀族、契丹族、女真族、黨項族，以及西域各少數民族和阿拉伯等民族，它表現了各民族間文化的廣泛交流，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這是元代私學所獨具的最鮮明的特色，也是它的功績之一。
元代治國者對私學采取鼓勵、支持的態度，在興辦地方官學的同時，規定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於父兄者，悉從其便。
元代通過私學這種教育形式，的確培養出了大批有用的人才。如元代初期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他就得益於家學。
據史書記載，耶律楚材3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覽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成了當時著名的學者。他19歲時就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成才，除了他本身天資好、家裏有優越的學習條件外，主要是家學淵源的影響，特別得益於幼年時母親楊氏的教子有方。
還有元代傑出的科學家郭守敬，幼承祖父郭榮家學，攻研天文、算學、水利。可見，郭守敬的成才，與家學和名師傳授也是分不開的。
除耶律楚材、郭守敬外，《元史》記載了很多人物，都是通過自學成才或通過家學和名師傳授而成才的，反映了元代私學成才的一般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