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官學——太學之本2(1 / 3)

中央官學——太學之本2

漢代創立的太學體製

公元前124年,漢武帝在董仲舒、公孫弘等人的多次建議下,延伸商、周及春秋戰國時期以來古代教育的發展階梯,下詔選拔教師和學生,同時在長安修築校舍,創辦了太學。西漢時期長安太學的建立,標誌著古代曆史上第一所以“太學”命名的大學的誕生。

先秦時期雖然有所謂“庠”、“序”、“瞽宗”和“辟雍”等,但這些都不過是貴族們習禮、祭祀、宣揚政教的場所,還不能算作純粹意義上的傳授知識和研究學問的高等學府。故嚴格說來,自漢武帝設立太學,古代才開始出現具有比較完備形態的大學。

漢代太學在不斷發展過程中,在師資、教學內容,以及太學生的來源、學習、考試及生活等各個方麵,都取得了曆史性的成果。

漢代太學的教師叫博士。博士製度是漢代太學發展的關鍵。漢武帝設五經博士,教授弟子,從此博士成為專門傳授儒家經學的學官。漢代初期,《易》、《書》、《詩》、《禮》、《春秋》每經隻有一家,每經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稱“五經博士”。

漢代太學中博士的數量很少,選拔博士有嚴格的標準,必須德才兼備,要有“明於古今”、“通達國體”的廣博學識,具有“溫故知新”的治學能力,可以為人師表,可以尊為道德的風範。

根據這一標準,各地向朝廷薦舉博士。除薦舉外,皇帝還親自召請一些人任博士,有的是從賢良文學或明經拜選為博士的,也有從其他官升遷為博士的。由於嚴格的挑選,西漢時期太學的博士,一般說來都是德才兼備,學有專長的。

東漢時期,選拔博士還要經過考試,此外還需要舉薦人寫“保舉狀”,舉薦措施同樣體現了對博士的政治、道德、學術、身體等方麵的嚴格要求。後來皇帝頒布的詔書又規定,任博士必須在50歲以上。

由於經過嚴格的挑選,在漢代太學執教的博士,一般來說質量較高,其中許多是一代儒宗和學者。如賈誼、轅固生、申培公、韓嬰、歐陽高、夏侯勝、夏侯建、戴德、戴聖、梁丘、京房等人都曾擔任博士,他們的學問都博大精深,由他們執教,對提高教學質量,起了保證作用。

太學博士是專職學官,掌經學傳授,同時也參與政事議論或奉使以及巡視地方政教之類。為了協調太學的教學和管理,在五經博士中還設有一位首席博士,西漢時期稱“博士仆射”,東漢時期改名為“博士祭酒”。

各門專經博士的人數與設置,則屢有變更和增加。漢武帝時設有7人,漢宣帝時增為12人,漢元帝時增為15人,漢平帝時又增30人,至東漢初年,漢光武帝乃定為14人。

太學教育為適應封建社會治國者的需要,對太學課程的設置作了嚴格的規範。西漢時期太學的主要教材是經史,以儒家經典“五經”和“三傳”作為基本教材。同時,對經義的解釋,也作了嚴格的規範。

“五經”具體指《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這5部經典,都是儒家的正統學說。

《詩經》是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西漢時期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

《尚書》是最古的官方史書,是我國第一部上古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彙編。漢代初年,《尚書》僅存29篇,為秦代博士伏生所編,用隸書抄寫,被稱為《今文尚書》。自漢代以來,《尚書》一直被視為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哲學經典,既是帝王的教科書,又是貴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經大法,在曆史上很有影響。因此,成為古代太學生必修科目之一。

《禮記》是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製度書籍。它的編定是西漢時期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聖。戴德選編的85篇本叫《大戴禮記》,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大多散軼,至唐代隻剩下了39篇。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注解,後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成為曆代太學生和士人必讀之書。

《易經》是古代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經典之一。西漢時期學者京房將《易經》作了考證注釋,寫成了《京氏易傳》一書。這樣,《京氏易傳》與《易經》本經便一同成為曆代太學生和學者學習的經典。

《春秋》又稱為《麟經》或《麟史》,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史料價值很高,是儒家經典之一。

“三傳”即《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的合稱,是儒家的經典著作。

《春秋左氏傳》原名為《左氏春秋》,簡稱《左傳》。舊時相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

《春秋公羊傳》也稱為《公羊春秋》或《公羊傳》,著重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作者公羊高,戰國時期齊國人,相傳是子夏的弟子,他詮釋《春秋》後,傳於公羊平。西漢景帝時期,《春秋公羊傳》傳至公羊氏玄孫公羊壽及齊人胡母生,才得以“著於竹帛”,流傳於世。

《春秋穀梁傳》簡稱為《穀梁傳》,是儒家的經典著作之一。著重宣揚儒家思想,重禮義教化和宗法情誼,漢代有人根據口頭傳說,將它編纂成書,是曆代太學生必修的經典之一。

西漢時期太學生稱為“博士弟子”或簡稱“弟子”,東漢時期則稱為“諸生”或“太學生”。

漢武帝時期的50名太學生,是由太常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莊”的官宦子弟充當,而從郡國選送的“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裏,出入不悖”的地主子弟,雖不受名額限製,也可在太學中“受業為弟子”,但隻能算作一種旁聽生。而且待遇上前者皆有官祿,並享有免役的優待,後者則費用自給,故太學中也往往有一些比較貧窮的學生。

太學生的學習是比較鬆散的。其學業主要是靠自修。除了正課之外,還可以隨興趣研究其他專經。東漢後期更鼓勵學生成為通才,通經越多做官越大,故許多學生都兼通數經。

有些太學生在課外研究自然科學,如張衡、崔瑗就是研究天文學、數學而成為大科學家的。

由於太學生主要依靠自修,所以太學特別重視用考試來督促和檢查他們的學業。漢代太學沒有規定肄業的年限,隻要能通過考試,即可畢業,並按成績高低來授予官職。

漢代太學有嚴格的考試製度,這樣可使太學生參加多次考試到通五經為止。這有利於把太學生培養成通材。考試製度規定:

一是選材手段;一是督促、檢查學生學習的管理手段。不及格者可以留校再考;及格者委任官職的仍可以留校,滿兩年後參加高一級的考試。

關於考試的方法,主要是射策和對策兩種。射策多用於太學內的考試;對策多用於朝廷的薦舉。

“射策”,是主試者提出問題,書之於策,覆置案頭,受試人拈取其一,叫做“射”;按所射的策上的題目作答。射是投射之意。射策根據難易程度分為甲乙兩科,每科規定錄取名額。

“對策”又稱“策試”,就是把策題書於簡冊之上,使應舉者作文答問。策問有君主“求言於吏民”之意,策題一般以政事、經義等設問;答策則相當於“應詔陳政”,發表政見。例如董仲舒以賢良文學科被薦舉,就與漢武帝進行過三問三對。

由於太學生有關心政治和國事的政治素質,他們也往往把自己置身於社會重大政治鬥爭中。例如,東漢後期的兩次黨錮之禍,就是以太學生為主力的士人反對宦官的流血政治運動。此外,太學還有意識增加學生的社會實踐環節,如東漢時期和西晉時期在皇帝舉行鄉社典禮時,禮生即都以太學生充任。

太學生學習采取單科結業方式,結業後的分配,根據博士弟子成績即通經多少量才而用。比如東漢末年曾詔令規定:

學習滿兩年,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能通者隨後輩試,通過亦得為文學掌故;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年,考試能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能通過者隨後輩試,通為高第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年者,考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不得第者隨後輩試,通過者亦得為郎中;郎中滿兩年,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不得第者,隨後輩複試通過後亦得補吏。

以上規定,主要為對公卿子弟的一種特殊待遇。太學中的貧寒學生學業滿後,很多都是返回鄉裏從事教學工作,他們可以在地方被聘請為官吏,也可通過舉孝廉等方式入京為官。

漢武帝以後,由於漢代朝廷的不斷重視,太學得到了迅速發展。首先從校舍上看,漢代太學初建時,隻有博士弟子50人,五經博士分經教授,不需要固定的校舍。後來,太學生不斷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古代最早大規模地修建大學校舍是在漢平帝時開始的,當時為太學生修建了能容萬人的校舍。

東漢朝廷遷都洛陽,漢光武帝劉秀於29年於洛陽南門外重建太學,一時間,各地學子紛紛來太學就讀,從而形成了“諸生橫巷”的盛況。校內建有寬敞的講堂,還建了博士舍。後因政治動亂,太學一度衰落。漢順帝時期采納左雄等人的建議,修整太學,建造240套房,1850間室,校舍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至漢明帝時期,其尊師重教,以太學為核心的學校教育便更為發達。漢明帝曾親臨太學行禮和講經,場麵宏大,觀者以萬計。

漢明帝崇尚儒學,大力發展教育,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令期門、羽林之士通《孝經》章句,當時的匈奴也遣學子前來學習。

漢武帝登基初期,西夏梁太後下詔要求大將軍以下至600石官員皆遣子入漢進行學習。因此,太學生曾激增至30000餘人。這樣規模的大學教育,在1800年前的中外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漢桓靈時期,由於代表皇權的宦官集團勢力增強,他們為了培養聽命於自己的知識分子,就支持漢靈帝創辦了“鴻都門學”,以與太學相抗衡。這使得太學的地位不斷下降,同時學風也深受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著名文學家蔡邕等人建議漢靈帝詔諸儒正定儒家經典,便於175年將其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作為學者的準則。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經》。但盡管如此,太學的發展仍然是江河日下。至東漢末年,由於戰亂頻仍,太學便基本停止了教學。

漢代時期太學,是我國曆史上首次出現的官辦最高學府。它的出現,不僅確立了儒學在古代社會教育中獨尊的地位,同時也在教育製度、設施、內容、形式等各方麵為後世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因此,太學在我國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旁注]

長安 是西安的古稱,從西周時期至唐代先後有13個王朝及政權建都於長安,是我國曆史上曆時最長,建都時間最早,朝代最多的古都,是曆史上影響力最大的都城。列我國四大古都之首,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是中華文明的發揚地、中華民族的搖籃、中華文化的傑出代表。

博士 古為官名。“博士”最早是一種官名,始見於戰國時期,負責保管文獻檔案,編撰著述,掌通古今,傳授學問,培養人才。秦漢時期是掌管書籍文典、通曉史事的官職,後成為學術上專通一經或精通一藝、從事教授生員的官職。

賢良文學 漢代察舉賢良屬於特舉。是依照皇帝詔令的規定,由公卿諸侯王、郡守等高級官吏舉薦,送至朝廷,皇帝親自過問,分別高下,授以官職。有時一策即畢;有時還有二策、三策。每詔賢良對策者常達百數人。在漢代所有察舉科目中,皇帝對賢良方正一科極為重視。

賈誼 (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漢初年著名的政論家、文學家。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辭賦兩類。散文如《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辭賦以《吊屈原賦》、《鵩鳥賦》最著名的。賈誼召被任命為博士時才21歲,在當時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輕的。

張衡 (公元78年~139年),東漢時期偉大的天文學家、數學家、發明家、地理學家、製圖學家、文學家、學者,在漢朝官至尚書,為我國天文學、機械技術、地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簡冊 古代用於書寫的材料。多用竹或木製成。簡是狹長竹木片。若幹簡編連起來就成為冊。在植物纖維紙流行以前,簡冊是主要的書寫材料。周秦漢各代都是簡、帛並用的。但帛的價值高 ,遠不如簡冊使用得普遍。東漢中期蔡倫造紙以後,紙開始成為重要的書寫材料。

期門 古代官名。漢代皇帝侍從官官名,漢武帝時期置﹐掌執兵扈從護衛。地位近郎官,執武器,隨從皇帝出行。漢武帝時期選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良家子組成。武帝微行,這些衛士執兵器護衛,因“期諸殿門”,故稱“期門”,隸屬於光祿勳。漢平帝時更名虎賁郎。

羽林 漢代禁衛軍。西漢武帝時期選拔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之良家子,守衛建章宮,初稱為建章營騎,後改稱“羽林騎”,其意為國羽翼,如林之盛。隸屬光祿勳,為皇帝之護衛。東漢時期稱為“羽林郎”。後代禁衛軍也常有羽林之名。

蔡邕 (133年~192年),東漢時期著名文學家、書法家,著名才女蔡琰之父。精通音律,通經史,善辭賦,尤以隸書造詣最深,名望最高,有“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力”的評價。創“飛白”書體,對後世影響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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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立五經於學官,置十四博士。各家經文皆憑所見,並無供傳習的官定經本。博士考試亦常因文字異同引起爭端,甚至行賄改蘭台漆書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