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 唐代法律的總稱。主要是武德時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貞觀時期的《貞觀律》、《貞觀令》、《貞觀格》、《貞觀式》，永徽時期的《永徽律》、《永徽律疏》，開元時期的《開元律》、《大唐六典》，大中時期的《大中刑律統類》。
《唐六典》 全稱《大唐六典》，是唐代一部行政性質的法典。是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唐玄宗時期官修，舊題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實為張說、張九齡等人編纂，成書於738年，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會典，所載官製源流自唐初至開元止。
《五經正義》 是唐代頒布的一部官學教材。五經指五部儒家經典著作，即《詩經》）、《尚書》、《書經》）、《禮記》、《周易》、《春秋》。早在漢武帝時，朝廷就正式將這5部書宣布為經典，故稱“五經”。642年編成，後經馬嘉運校定，長孫無忌、於誌寧等增損，於653年頒行。
省試 即科舉中的禮部試，在唐宋金元時期稱“省試”，在明清時期稱“會試”。考試在京城舉行，由尚書省的禮部主持，每3年一次，逢辰戌醜未年為正科，遇皇室慶典加恩科，一般安排在二三月進行，因此又稱“春試”。封建時代的學子通過省試後方可進入殿試，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考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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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官學教材《五經正義》引用大量史料詮釋典章製度、名器物色，又詳於文字訓詁，為後人研讀經書提供了方便。書中包含有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豐富內容，是研究者的寶貴資料。《五經正義》地撰著過程中，采摭舊文，取材廣泛，彙集了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學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貫群言，包羅古義，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自《五經正義》始，經學朝著簡明和實用的方向發展，對唐代以後學風由談玄轉向務實，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宋代太學的改革舉措
宋代太學繼續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也有許多變化。北宋初年，國子監仍為中央官辦最高學府，太學僅是其下屬的三館之一。至宋仁宗時期，太學獨立出來，成為朝廷官學的主體，又曆經慶曆、熙豐、崇寧3次興學運動的推動，不斷完善。即使在宋室南渡之後，仍有所發展。因此，宋代太學有許多成就和特色。
宋代太學的學官和教官較多，各朝代設置有所不同，如祭酒、司業、博士、學正、學錄、學諭等。
宋代太學中從事教學職責的學官及教官，如宋代前期的國子監的直講，元豐年間的太學博士，他們是教學活動的直接參與者，也是教學活動的管理者，掌分經講授、考校程文，以德行道藝訓導生員。
至於祭酒、司業執掌學校政令，負責教學內容的審核、教學計劃的編訂及教學質量的考核等。此外，還有學正、學錄考校訓導，學諭“掌以所授經傳諭諸生”。
不論何種學官，都有各自的教學和管理的職責，並應在一定範圍內有所作為，履行職責，否則，就有可能被追責任。
宋代興辦太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執政的後備人才，尤其高級官吏。為此，太學的教材及教學內容必須為辦學目的服務，也就有所規定和限製，教官不得隨意超越和更改。
北宋前期，太學以教授經學為主，經學之外的詩賦文辭常被斥為“浮薄”，教官不得私自講授。
熙寧、元豐時期，王安石的新學成為主要的統治思想，占據太學講壇，於是“諸生一切以王氏經為師”。教官不得教授王氏新學以外的“邪說波行”，若有異論，則有所累。這些要求對宋代太學教育影響很大。
宋代朝廷南遷之後，理學一度為太學所禁。直至宋代，理學地位逐漸提高，成為教學的主導內容，嚴禁異端邪說。為此，太學教官違犯規定，私自教授朝廷所禁止的內容的，就會受到黜降免職之類的處分。
在教學計劃方麵，宋代太學一般有統一的教學計劃和規定，由國子監具體編訂，教官不得擅自更易。教官講授經書是不能有違教學計劃的，否則要受到查究。
太學教官在授課時，若不遵守規定，增加內容，語涉時政，朝廷要追究其責任。1157年，太學博士陳天麟升堂講說之時，論及朝廷政事，被侍禦史彈劾，朝廷因此下詔將其罷黜。
在教學考核方麵，宋代有嚴格的規定。考核是教學管理中的重要環節，檢查太學生學習水平及太學的教育教學質量，然後通過獎懲，督促教官在教學中盡職盡守。
如1071年，太學教官中有“職事不修者”，準許中書門下及主判官監察取旨，不待其3年任滿，即與差替。如有時會以太學生的升舍人數多少作為評判教官教學質量的標準，升舍生人數少，教官就會受到一定追究和懲處。
學官的教學水平和質量，在生員的試卷上也有所反映。如果生員試卷質量低下，那麼相關教官就會受到追究。跟現代的用升學率和成績考核製度差不多。
宋徽宗在《考校程文官降官禦筆手詔》中指出：
近覽太學生私試程文，詞煩理寡，體格卑弱，言雖多而意不逮……
“私試程文”即為私試的試卷，宋徽宗認為太學生程文“詞煩理寡，體格卑弱，言雖多而意不逮”，乃是教官的失職。於是，國子監把被評為考校程文質量低劣的太學最高長官劉嗣明、司業林震、蘇桓，特降一官，以示懲戒。
宋初太學考試無常製，獨立之後，始有公試、私試之分。元豐年間，太學實行興學運動中推出的“三舍法”，形成了較為完備的考試製度，於是，太學考試的形式基本穩定。
宋代太學考試有4種：每月一次的私試、每年一次的公試、兩年一次的舍試及相當於畢業考試的上舍試。其中，私試、公試和舍試由太學學官以及國子監主持，而上舍試則由朝廷差官組織，學官不參與考校。
為確保考試的公平公正，宋廷要求太學學官在考試中恪盡職守，倘若“弛愎不公，考察不實”，則“重加譴責”。
太學私試屬於日常檢查學業的考試，由太學教官自主考校。如果太學學官專縱徇私，一旦發現即遭懲處。
如北宋哲宗時期的1087年正月，殿中侍禦史呂陶彈劾國子司業黃隱有“私妄之跡，眾所不服”。國子司業是祭酒之外的太學最高領導，而黃隱在任職期間不能以身作則，不與祭酒、博士共同公正定奪，而是徇情枉法，影響極為惡劣。宋哲宗根據呂陶等人的奏劾，於當年8月即將黃隱降為鴻臚少卿。
為杜絕太學此類私試責任事件的發生，南宋高宗下詔明令：“自今太學私試，學官考校失當者，令禮部按劾以聞。”也即由禮部監督並追究學官的私試責任。此外，針對部分學官私試中未盡其職，敷衍了事的情況，朝廷亦要求監察部門予以嚴查和追究。
相較前代而言，宋代對太學的控製明顯加強。私試時，生員諷喻時政或有邪說悖行，學官必須嚴查深究，若沒有及時發現或嚴肅處理，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如北宋時期王安石執政的特殊時期，曾經有太學生在策問時，妄議朝政，而學官在策試中未能覺察生員非毀時政，而且評為優等。王安石得知後大怒，視其為嚴重失職，於是罷逐了本次策問考試的所有學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