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私學——私塾2
漢代私人講學的興盛
公元前191年年，西漢時期第二個皇帝漢惠帝劉盈詔命廢除秦時的禁書法令，這使得長期受到壓抑的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活躍起來，為漢代初期私人講學提供了前提條件。
廢除秦禁書令的消息傳出後，西漢時期經學學者伏生掘開自家牆壁，將藏在裏麵的《尚書》發掘出來。他在秦代為博士時，曾冒著生命危險，暗將述錄唐堯、虞舜、夏、商、周時期史典的《尚書》藏在牆壁之夾層內，由此逃避焚燒之難。
《尚書》被發掘出來後，伏生發現尚有29篇保存完好，心中頗為欣慰。於是，他開始在私人講學中傳播《尚書》內容。由於他原來在秦代就做博士，所以在講學過程中，就加進自己記憶中的《尚書》所失篇章的內容。
以後伏生弟子又據他對《尚書》的解釋，編成《尚書大傳》一書，屬“外傳”之體。後人評伏生傳書之功說：
漢無伏生，則《尚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明其義。
這就是說，後世的《尚書》之為學，伏生實為傳授的淵源。
伏生的私人講學隻是當時私學興起的一個縮影。兩漢時期，私家講學之風已經日漸興盛，出現了“學乃不在朝而在於野，教乃不在官而在於師”的局麵，比官學更好地承擔了文化教育的傳承任務。
西漢初年，由於思想的解放及儒家“五經”教學十分活躍，在齊、魯、燕、趙等地已形成具有聲勢和影響的各個學派及其私學。至漢武帝確立“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以後，教育被提高到“治國之本”的地位。
在漢武帝時，官學雖然有很大發展，但朝廷官學隻有太學，名額有限，選送有一定之規，地方官學未得到普遍發展，無法滿足讀書人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經師宿儒講學之風大為盛行。
漢代的私學教育，已經開始按不同層次、不同類型進行教學了。根據現有史料，漢代私學大體可以分為三種基本類型，或低、中、高三個不同層次。這就是以“書館”為主要形式的蒙學教育，以“鄉塾”為主要形式的一般經書學習，以“精廬”或“精舍”為主要形式的專經教育。
“書館”是漢代進行啟蒙教育的場所，教師稱“書師”，主要對學生進行識字和寫字的訓練。
漢代“書館”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書師以自己的家室或借用公共場所坐館設教，附近學童入館就學，學生人數不等，少則幾人，多至百人或數百人。如東漢時期思想家王充“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童百人以上”。
另一種是由豪門富戶聘請教師來家施教，本家或本族的學童在家受教，也叫“家館”。在東漢明帝時期專設官邸學教授貴胄子弟之前，連皇帝子女都是通過“家館”接受啟蒙教育的。
無論哪種書館，教師對學生進行的都是讀、寫、算和倫理道德行為的基本訓練。這個階段結束後，學童進入“鄉塾”接受一般經書教育。
一般經書教育由“鄉塾”來承擔。“鄉塾”的教師稱“塾師”或“孝經師”，主要教授《孝經》和《論語》等儒家經典。這個階段的學習任務主要是鞏固前一階段識字、習字的成果，為進一步學習做準備。
漢代有許多人都是通過這個階段的學習而成為卓然獨立、力壓群芳的學者的。如著名經學家範升“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軍事家和戰略家鄧禹“年十三，能誦詩，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等。
在東漢時期官邸學建立之前，皇室子弟也有外出就塾師學習《孝經》、《論語》、《尚書》等儒家經典的。比如漢光武帝劉秀，他在少時就曾到長安就私學塾師學習《尚書》，“略通大意”。
以上說明在識字、習字教育完成之後，誦讀《論語》、《孝經》、《尚書》等一般經書已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教育階段。
這個階段的教學要求對經書“粗知文義”，不要求有精深的理解，教學方式主要是誦讀。它是從大量的集中識字到專經研習的過渡階段。
誦讀一般經書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教育階段，既鞏固了集中識字的成果，又為進行專經研習奠定了基礎、做好了必要的準備。
這在古代教育製度發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古代教育大體上確定了由集中識字到誦讀一般經書，然後進入高層次的專經研習的基本體係。即形成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層層遞進的教育體係。
專經研習階段是私學教育的最高階段。漢代私人講學的大師都是精通一經或數經的大學者，他們以自己的學術專長教授弟子，吸收了大批生員於門下。
比如：西漢著名經學家董仲舒精通《春秋公羊》學，“下帷講誦”，弟子眾多，創立了“弟子相傳”的教學製度；西漢時期大臣韋賢精通《禮》、《尚書》、《詩經》，“號稱鄒魯大儒”。
至東漢時期，專經階段的私人教學逐漸成了穩定的教學組織形式。實施機構一般名之為“精廬”或“精舍”。“精廬”或“精舍”或建在大師的家鄉，或選擇山水名勝之地，均帶有避世隱居的性質。
精舍常籌集大量資財，供應學者食宿。精舍講學具有學術研究、學術討論的性質，往往是經師邊說邊講邊著述。此種私學對後世的學院的形成和發展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漢代私學的這三個層次或三種類型中，“書館”是典型的基礎教育，即蒙學。“鄉塾”是中等教育，有時它直接與書館相聯係，是啟蒙教育的自然延伸，有時又和“精舍”的專經研習階段相聯係，作為專經教育的預備或過渡。
漢代的“精廬”或“精舍”是高等教育，而私塾主要指“書館”和與其直接相聯係的“鄉塾”，並不包括“精廬”或“精舍”。漢後各代沿襲此製。
除了上述三種類型的私學外，漢代也特別重視家學。由於其具有廣泛性和普遍性，就使得漢代的家庭教育，成為當時漢代私學教育的一種特殊形式。具體地說，漢代的家學主要分為三種情況來進行，一是家世傳授；二是家教和家誡；三是女子教育。
家世傳授，就是父輩對子輩的傳授，子子孫孫，輩輩相傳。漢代儒家經學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官方學術，也是士人謀取功名富貴的晉身之階，故經學傳授成為家庭教育的重點。
家教和家誡，主要是對子女及家人進行生活經驗、道德品質以及為人處世等方麵的教育和告誡。家教的對象都是至親骨肉，利害攸關，有些內容是隻能對家裏人秘傳的，從中可以獲得很有價值的借鑒。
女子教育是漢代社會非常重視的，隻是這種教育都是在家裏進行的，是通過家教來實施的。主要是對女子進行婦德、婦言、婦容、婦行的教育，培養賢妻良母的宗旨支配著整個漢代的女子教育。
漢代家學往往是在生活實踐、生產勞動過程中進行，沒有特定時間，沒有固定場所，沒有專門的教材，凡曆律、天文、數學、醫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和專門技術都是家學的重要內容。家學還注重培養正確的治學態度和方法，尤其重視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等倫理道德教育。
漢代私學的崛起和昌盛，是古代教育史上的大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貢獻。它衝破了官學受政治左右的藩籬，有利於漢代多學派的產生和學術的繁榮，促進了整個社會文明教化水平的提高，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完善了教育體係，為促進當時的科學技術進步作出了一定貢獻。
[旁注]
伏生 （公元前260年～公元前161年），曾為秦代博士，秦代焚書，於壁中藏《尚書》，由此逃避焚燒之難。漢代初期，伏生掘開牆壁發現尚存29篇，以教齊魯之間。西漢時期《尚書》學者，皆出其門。
王充 （公元27年～約公元97年），年少時就成了孤兒，鄉裏人都稱讚他孝順。後來到京城，到太學裏學習，拜扶風人班彪為師。《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古代曆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
範升 東漢初年較為著名的經學家。範升幼年時喪失父母，生長於外祖父家中。他喜好讀書，9歲時就能通曉《論語》、《孝經》。長大後，就專門研究《易經》和《老子》，並以教授生員為業。範升所研究的《易經》，是西漢宣帝時由梁丘賀這個人傳下來的，所以稱為《梁丘易》。
鄧禹 （公元2年～公元58年），東漢初年軍事家，“雲台二十八將”第一位。鄧禹年輕時曾在長安學習，與劉秀交好。鄧禹追隨劉秀，提出“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的方略，協助劉秀建立東漢。劉秀稱帝後，封鄧禹為大司徒、酂侯。後改封高密侯，進位太傅，諡號“元侯”。
劉秀 （公元前5年～公元57年），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東漢王朝開國皇帝。劉秀在位33年，大興儒學、推崇氣節，東漢一朝也被後世史家推崇為古代曆史上“風化最美、儒學最盛”的時代。
董仲舒 （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漢時期思想家、儒學家，西漢時期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他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古代文化的影響尤其深遠，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文化思想，一直是主流文化，直至新文化運動。其“大一統”是中華民族團結鞏固的紐帶。
[閱讀鏈接]
儒家經典《尚書》代代相傳，伏生功不可沒。他原是秦代博士，為避秦火，將其藏於壁內，西漢初年取出，並在講學中傳播。漢文帝對此非常重視，欲召他進朝。但此時他已年逾90歲，不能出行。漢文帝就派太常晁錯到伏生家中，當麵授受。
伏生因年邁不能像正常人那樣說話，他的話隻有其女羲娥才能聽懂，隻好先由伏生言於其女羲娥，再由羲娥轉述給晁錯。終於將伏生胸藏的《尚書》整理記錄下來，補敘出了所失篇章，才使《尚書》得以完整流傳。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私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戰亂與分裂，教育發展受阻，官學時興時廢，但私人教育卻較繁榮，在質量上和規模上超過官學，成為教育的台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