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蒙教化——兒童蒙學1(1 / 3)

童蒙教化——兒童蒙學1

自古以來,  國人特別重視童蒙教化,把它作為承傳家道、家學、家業的根本。其基本目標是培養兒童認字和書寫的能力,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能夠具備基本的道德倫理規範,並掌握一些古代文化的常識及日常生活的一些常識。

童蒙教化主要是以兒童讀本的形式進行的。這些誕生在古代的兒童讀本中有民族文化血脈的精髓,也有些不合時宜的糟粕。而它們中蘊含的那種希望孩子增長見聞,知禮向善的良苦用心,卻可在父母師長的諄諄教導下代代流傳。

第一部蒙學《千字文》

在南北朝時期的482年,有一天,一個背著行囊的13歲男孩走在南朝梁的都城建康的大街上,神色欣喜地東張西望。這個男孩叫周興嗣。他遠離家鄉姑孰,即現在的安徽當塗,出外闖蕩,就是為了多學知識,充分發揮自己的天資。

在建康  經過十幾年的遊學,周興嗣了已經能精通各種紀事文章的寫法,每次下筆,必是文采斐然。他仍然醉心於遊學之中,以便見識各種風土習俗。

一次返鄉,周興嗣途徑江蘇蘇州,看到天色已晚,就在當地的客棧住宿。夜裏,睡得迷迷糊糊的周興嗣聽見有個低沉的聲音對他說:  “周興嗣,你才學蓋世,不久就會結識到尊貴的大臣,最後被聖明的君主重用。”

這聲音響在耳際,像是說話的人就近在咫尺。周興嗣嚇了一跳,猛地驚醒後四處查看,卻發現客棧的房間裏門窗緊閉,根本沒有人進入的痕跡。

494年,也就是周興嗣25歲這一年,曾任南朝宋宰相的謝朏為避宮廷爭鬥,自請外任吳興太守,周興嗣性情平和,文雅有禮,使得一向厭惡與士人交往的謝朏對他另眼相看,就薦周興嗣於闕下,常在一起談文論史。

後來謝朏奉命回朝時,就在朝廷極力推薦周興嗣的才學。不久,周興嗣得到了梁武帝的重用,升為給事中,專門給皇室寫文章。

梁武帝在位48年,一生戎馬倥傯,但始終未忘讀書,他深知那些“生於宮廷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嚐知憂知懼”的皇子的確是愚的惡的多,而賢的善的少。為了鞏固梁朝江山,他希望自己的兄弟子侄,能夠在他治下的太平年代成為飽學之士,成為繼他而起的“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人物。

然而,用心良苦的梁武帝卻發現,天下竟然沒有一本合適皇子皇孫的啟蒙讀物。當時流行的一些書籍,如《尚書》、《左傳》、《論語》等儒家經典,對於孩子們來說程度較深,實為不便。

起初,梁武帝命翰林待詔殷鐵石從大書法家王羲之的書碣碑石中揭下1000個各不相同的字,每字一紙,一字一字地教授那些皇子,可是這種教法雜亂無章,不便記憶,收效甚微。

梁武帝後來就想到,若是將這一千個各不相同的字,編成一篇通暢又有韻味的文章豈不是更妙?可是,這樣的文章由誰來寫好呢?自然就是他最喜愛最重視的文臣周興嗣了。

隨意找1000個字組成一篇文章,聽起來很簡單,但其實是很難辦到的。因為梁武帝想要的這千字文裏沒有一個字重複,組合起來又要有寓意,而且還要顧及文體文法,讀出來還要朗朗上口,這實在是很苛刻的要求。

周興嗣接到詔令後,回家找出王羲之的遺作,連夜工作。他伏案編撰,充分調動所有的知識庫存,天才的大腦急速運轉著,將那雜碎無序的1000個字一遍遍地排列組合,推敲斟酌。最後,他采用四言韻語,8字一句,分125段完成,沒有重字重義。第二天雄雞報曉之時,終於編出了錦繡華章《千字文》。

因為太費心勞神,僅僅一夜之間,周興嗣發現自己竟然忙得一夜白頭了,就像伍子胥過昭關那樣,滿頭烏黑的發須,都變成了雪白的銀絲。  宋代類書《太平廣記》這樣記載了這件事:

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拓一千個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發皆白。

周興嗣到朝堂上報告時,梁武帝看見他幾乎不敢相認。梁武帝欣賞過周興嗣的作品之後,大喜過望,又重賞了周興嗣,提拔為佐撰國史。其他大臣看過這篇《千字文》之後,也紛紛讚不絕口,隨後馬上在宮廷的蒙學教育中流行起來。

周興嗣選擇的內容從遠古的混沌初開、日月運行、四季循環開始,敘述江河魚鳥等自然界生物及景觀。從伏羲氏、神農氏的龍師火官、天地人三皇,到倉頡造字,嫘祖製衣,囊括了天地、曆史、人事、修身、讀書、飲食、居住、農藝、園林以及祭祀等各種社會文化知識,對偶押韻、文法細暢,便於記誦。

我國很早就出現了專門用於啟蒙的識字課本,如秦代李斯的小篆體《倉頡篇》。但是這些被稱為“字書”的作品多數影響不大,在流傳中也出現了種種問題,可讀性有限。而《千字文》內容精、文辭美,又是皇室用書,知名度高,以這種無可挑剔的姿態問世,便成為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蒙學讀本。後來的明代語言學家顧炎武曾點評《千字文》說:

讀者苦《三蒼》之難,便《千文》之易,於是至今為小學家恒用之書。

“《三蒼》”指的是秦李斯《倉頡》7章、趙高《爰曆》6章、胡毋敬《博學》7章。是秦統一文字之後,介紹小篆楷範的字書。漢代合此3書為一,斷60字為一章,統稱為《倉頡篇》。“《千文》”指的就是《千字文》。

《千字文》在內容上熔各種知識於一爐,並通篇貫穿以統一的思想,脈絡清晰,語言洗練,這些長處是此前讀物所缺少的。它的長處後來為《三字經》所吸取,為這部優秀童蒙讀物的出現提供了借鑒經驗,這隻要對二者稍加比較就可明白。

《千字文》之後,尤其是宋以後,童蒙讀物層出不窮,數目眾多,這些作品在通俗性和知識性方麵,都做了很多努力,各有長處,甚至還有《續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但它們之中無一能與《千字文》相比。

因為其他文獻的一個共同缺點就是文采稍遜,都無法與《千字文》的文采相比。《千字文》在文采上獨領蒙學讀物風騷,堪稱訓蒙長詩。  許多人不但把《千字文》當作一部啟蒙教材來讀,而且作為學習書法的絕好範本。

在《千字文》的流傳過程中,隋唐之際的智永和尚功不可沒。  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孫,他用30 年的時間,摹寫了800 本真草《千字文》分贈浙東各寺廟。因求書者眾多,住處門檻幾被踏穿,遂包以鐵皮,人稱“鐵門檻”。智永的這一舉動,既保存了王羲之的書法藝術,又使《千字文》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智永之後,曆代寫《千字文》的書法大師比比皆是,著名的有唐代書法家懷素、北宋皇帝宋徽宗、元代書法家趙孟頫、明代書法家文征明等。他們的作品流傳很廣,書體與風格各異,可謂千字千姿,影響也很大,無疑大大促進了《千字文》在民間的傳播,大大提高了《千字文》的知名度,而且也為世人留下了很多偉大的藝術瑰寶。

唐代以後,《千字文》這種形式被人們廣泛地加以采用和學習,出現了一大批以《千字文》為名的書法作品。比如:唐代僧人義淨編纂了《梵語千字文》,宋代文士胡寅著有《敘古千字文》,明代文學家卓人月有《千字大人頌》,清代侍讀學士吳省蘭有《恭慶皇上七旬萬壽千字文》等等。這些所謂的作品內容各異,但都以《千字文》為名,足見《千字文》影響之大。

《千字文》在古代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宋真宗時,編成了一部4359卷的《道藏》,分裝在400 多函中,每一函都按《千字文》的順序編號,起於“天”字,止於“宮”字,所以人稱這部《道藏》為《大宋天宮道藏》。

明清時期,《千字文》被用於科舉考試的貢院,每一間用於考試的號房都用《千字文》來編號。清代長篇小說《儒林外史》第二回描寫了一個屢試不中的周進到省城參觀貢院時的情景:

到了龍門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這是相公們進的門了。”進去兩邊號房門,行主人指道:“這是‘天’字號了,你自進去看看。”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裏一陣酸酸的。

古代一些需要用較大數字編號的項目,多采用《千字文》,這恐怕是連作者周興嗣都始料不及的。

《千字文》與《三字經》、《百家姓》被後世稱為“三百千”,是3部影響大而流行廣的啟蒙讀物。“三百千”將早期的識字教育與我國的曆史文化,以及人格修養的教育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言辭簡練,含義豐富,朗朗上口,便於誦讀。

相比之下,《千字文》基本不存在被後人反複修改增補等問題, 因而版本清楚,麵貌原始,這給閱讀帶來了許多方便。

《千字文》問世以來的流傳表明,它既是一部流傳廣泛的童蒙讀物,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我國古代的童蒙讀物中,是一篇承上啟下的作品。它那優美的文筆,華麗的辭藻,是其他任何一部童蒙讀物都無法望其項背的。

[旁注]

客棧 古代酒店的稱號,人們在出外遠行時便會找地方投宿,而提供這些地方供人暫住的就稱為客棧。古代的客棧不單單是為了滿足人們外出郊遊或遠行的需要,有的還兼供客商堆貨並代辦轉運。現在客棧一詞已由現實的東西轉為聚腳地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