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傳承——肩負使命
秦漢時期，由於當時是封建社會建立初期，天下一統的曆史使命感是主流意識。秦漢時期文化氣勢恢弘、奮發向上的顯著特點，鑄就了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魂魄。
司馬遷身殘誌堅著《史記》體現了一個學者博大的胸懷抱負，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曆史使命感。張騫“鑿空”西域之旅，體現了中華民族勇毅進取的精神。伏波將軍馬援以其“老當益壯”、“馬革裹屍”的氣概甚得後人的崇敬。班超投筆從戎，以三十六騎平定西域的奇跡，演繹了天下一統的旋律。
銳意進取的秦漢文化
先秦自強不息、奮鬥不已的頑強精神，在秦漢時期得以延續，這就是秦漢精神。它發揚光大了“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傳統理念，以群體的方式，把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發揮到極致。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沒有貪圖安逸享受，他依然雄心勃勃，東奔西跑，不停地出巡各地，以至於後來病死在出巡的途中。
據說，秦始皇出巡的動機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有人告訴他：“東南有天子氣”。對於他來說，這就意味著另一個“天子”隱藏在世上，對秦帝國江山構成了威脅，他出巡就是要壓住這一帶的“天子氣”。
當時的占星家說“天子氣”盤踞在金陵之野。秦始皇東遊至此，便動手整治金陵的地脈山形。他派人翻江倒海，造湖挖山。凡看起來有點氣勢的山峰統統削平。
有人對他說，一些稀世的美玉珍寶能抵擋王者之氣。他就不惜代價去金陵附近埋下了許多珍寶，並將金陵改名為“秣陵”。
據說，後世的人曾經在金陵掘得一個銅匣，長2.7尺，匣蓋是用琉璃製成的，上麵裝飾以雲母。匣中裝著白玉如意。手柄部位刻著螭虎文蠅及蟬等圖案。這就是秦始皇當年埋下的東西。
據說秦始皇在出巡時得到這樣一個消息，說是大禹的九鼎在泗水出現了。九鼎曆來是權力和威望的代名詞。這鼎是周顯王時沉於江水之中的。秦始皇認為，鼎在此時出現，足以證明自己的德行不亞於三皇五帝。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遊至彭城，齋戒禱詞之後，派數千名潛水的人入泗水尋鼎。但是，找了許久也不見鼎的蹤影。
這時有人說，九鼎乃神物，不願見秦始皇，便藏了起來；還有人說，鼎確實在泗水出現過，並有人看見，有一根繩索將鼎係著，在水波中時隱時現。後來，有一條龍大約知道秦始皇要撈鼎，就咬斷了係鼎的繩索，九鼎從此就不再出現了。
秦始皇沒撈著鼎很是沮喪，輾轉向南，來到了洞庭湖。在渡湘水時，遇上了大風，忽而狂濤洶湧，波浪衝天。秦始皇無法渡水，以為是神靈有意和自己過不去，便問左右道：“這裏敬的是什麼神？”
隨從的一位博士答道：“聽說是堯之女，名娥皇、女英，死亡此地，封為湘水之神，今興風作浪，大約他們發泄幽怨的緣故吧！”
秦始皇本來就不高興，不聽則已，一聽勃然大怒，下令發3000名刑徒來到洞庭湖畔的湘山，遍伐山上樹木。又令放火燒山，使湘山不留一草一木。
其實，古往今來，湘神在人們心目中一直是善良忠貞的美好形象。湘神是帝堯的兩個女兒，姐妹兩人同時嫁給舜帝做妃子。
舜南巡死於蒼梧之野，她們千裏尋夫不遇，姐妹倆悲慟欲絕，泣淚成血，不久便憂患而死。她們的哭聲感動了天地鬼神，淚水灑在竹子上，就留下了永生永世消失不了的斑痕，後世稱之為“湘妃竹”。
後來，秦始皇學著做神仙，認定自己已有一定神功，便在君山的石壁上刻了幾顆大印以封湘山，試圖鎮住湘神，使之永世不得興風作浪。
時至今日，尚有兩枚石刻的大印，保留在嶽陽市君山麵臨洞庭湖的絕壁之上，印有篆體陰刻“永封”兩字。石印各長1.2米，寬0.8米，字跡蒼勁有力。
秦始皇這種不畏天命、敢於向神靈挑戰的精神，正是雄偉的萬裏長城、阿房宮、十二金銅巨像、力士孟賁像的思想基礎，也就是排列齊整、聲威雄壯的秦陵俑馬所要表現的精神。秦陵俑馬從整體上看，也許遠不及後世那樣精巧、細膩，而以拙重、粗獷為特色，然而正是這種“客觀簡樸性”，成為了秦漢時期文化精神的象征。
這個雕塑的風格不是偶然的，它正是這一時期中華民族頑強的生命力，強烈的開拓，征服欲望的形象寫照。它繼承了遠古以來，華夏民族所表現出來的注重人力，與自然抗爭的崇高精神。
至漢代，漢高祖劉邦“大風起兮雲飛揚”的豪邁、蒼勁的詩句表明，漢代文化精神就是在秦代激越、高亢的基調裏行進的。
漢代初期曾一度流行所謂“黃老之學”，但這種主柔守雌的思想並非西漢王朝的真意，而是為了適應當時形勢的權宜之計，“無為”是策略，為的是大有所為。普遍的尚武，也是積極進取精神的表現之一。
從漢武帝劉徹開始，羽翼豐滿，國力強盛，於是便抗擊匈奴、交通西域，創立了不朽業績。“秦皇漢武，略輸文采”，秦漢時期的文化精神恰當地表現了征服自然，征服物質世界，開拓空間，占據空間的時代。
事實上，如果沿著秦漢文化精神中的陽剛之氣追溯下去，就會發現早在遠古神話裏，就體現出了我們民族在早期的那種大氣磅礴，與自然抗爭以求生存的文化精神。如“精衛填海”、“女媧補天”、“誇父追日”、“愚公移山”、“後羿射日”，“共工怒觸不周山”等就是最好的說明。
總之，秦漢時期的文化精神是積極進取、剛健有為的。這種精神也正是《周易》裏“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及《荀子》裏“製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現實中的表現。
[旁注]
占星家 古代根據天象來預卜人間事務的人。在原始社會文化發展的早期階段，占星家多是利用星象觀察來占卜較為重大的事件，如戰爭的勝負，國家或民族的興亡，以及國王或大臣的命運等，後來逐漸擴展到個人命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瑣事。當然這是沒有科學道理的。
金陵 南京的古稱。南京一帶在100萬年至120萬年前就有古人類活動。春秋戰國時期，南京地區出現了最早的城邑。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於石頭城築金陵邑，金陵之名源於此。後來秦始皇南巡時改金陵邑為秣陵縣，並以金陵地區起，築建穿越今江蘇東南和浙江東北部的馳道。
九鼎 夏王朝初年，夏王大禹劃分天下為九州，令九州州牧貢獻青銅，鑄造九鼎，將全國九州的名山大川、奇異之物鐫刻於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並將九鼎集中於夏王朝都城。這樣，九州就成為中國的代名詞。九鼎成了王權至高無上、國家統一昌盛的象征。
周顯王 （？～公元前321年）。東周君主，在位48年，為周烈王之弟。周顯王姬扁在位期間，諸侯國的變法發展到高潮。這一時期，戰國七雄在先後進行了變法以後，展開了更為激烈的兼並戰爭。
篆體 漢字古代書體之一，也叫“篆書”。是對古文字的統稱。廣義的篆體包括隸書以前的所有書體以及延屬，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六國古文、小篆、繆篆、疊篆等。狹義主要指“大篆”和“小篆”。
孟賁 戰國時期衛國人，是古代著名的武士。據說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犀，能生拔牛角，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尤為勇猛。秦武王曾經與孟賁比試舉鼎，終因力氣不支，力盡鼎落，不治而死。無辜的孟賁也因此獲罪，被誅殺九族。
黃老之學 戰國時期的哲學、政治思想流派。傳說中的黃帝和老子為創始人，故名。黃老之學始於戰國時期盛於西漢時期，假托黃帝和老子的思想，實為道家和法家思想結合，並兼采陰陽、儒、墨等諸家觀點而成。其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安期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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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在擊破英布軍以後，回長安時，途徑故鄉沛縣，設宴招待家鄉的故交父老。酒酣耳熟之際，劉邦自己擊築而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西漢王朝建立後，人們稱這篇歌詞為《三侯之章》，後人題為《大風歌》。
《大風歌》氣勢恢宏，不同凡響，表達了劉邦維護天下統一的豪情壯誌。它是秦漢時期文化精神的真實寫照，在我國文學史上開漢唐雄風之先河，其思想性、藝術性在曆史上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司馬遷身殘誌堅著史
秦漢時期以群體方式演繹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不僅包括秦始皇、漢武帝這樣的帝王，還包括像司馬遷這樣的意誌堅定者。
司馬遷是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為了完成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司馬遷承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和折磨，而這一切的動力就是他心中的一個信念。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是在家鄉度過的，在自然環境裏成長，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10歲時，他跟隨當太史令的父親司馬談到京都長安，開始誦讀古文。
司馬遷20歲開始漫遊，幾乎走遍全國各地。考查了一些名山大川、曆史古跡，訪問了一些遺聞舊事，收集了豐富的史料。廣泛地接觸了當時的社會生活，豐富了文化素養和生活經驗。38歲時，繼承父業，被任為太史令。得盡讀史官所藏圖書、秘籍、檔案及各種史料。
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司馬遷開始動筆寫《太史公書》，即後來所稱的《史記》。然而，就在司馬遷全身心地投入撰寫《史記》的工作之時，卻飛來橫禍。
公元前99年，漢武帝派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5000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於遭遇。
匈奴以80000騎兵圍攻李陵。經過8晝夜的戰鬥，李陵雖取得一定戰果，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漢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
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麵安慰漢武帝；一方麵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
他對漢武帝說：“李陵隻率領5000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可這些話，不但沒能救得了李陵，反而把自己也拖進了矛盾的漩渦。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是在為李陵辯護，貶低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愛妃的哥哥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在獄中反複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 因此，被關進監獄以後，麵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最後被漢武帝判了死刑。
據西漢時期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50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
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麼多錢贖罪。他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
司馬遷身受腐刑，百代偉人在奇恥大辱中誕生！他在監獄中度過非人的3年。受刑後，司馬遷屈辱地活著，就是為了要把各種各樣的人都寫進《史記》了。他把自己的恥辱磨礪成為深刻洞察力，審視曆史浮沉，評論人物功過；他把自己非人的痛苦體驗提煉成為修為，從容於筆端，呈現在字裏。於是，一部震爍古今的《史記》橫空出世。
司馬遷軀體殘缺，卻具有剛健的雄風，散發著強烈而又罕見的自由氣息，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典範。他用自己的屈辱和堅強，換取來的是民族應有的尊嚴，為中華民族的史學和文學作出了巨大貢獻。
[旁注]
太史令 也稱“太史”，官職名，據傳夏代末已有此職。西周、春秋時期太史掌管起草文書，策命諸侯卿大夫，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等，為朝廷大臣。
單於 是匈奴人對他們部落聯盟的首領的專稱。單於始創於匈奴著名的冒頓單於的父親頭曼單於，之後這個稱號一直繼承下去，直至匈奴滅亡為止。而東漢三國時期，有烏丸、鮮卑的部落使用單於這個稱號。兩晉十六國時期改稱為“大單於”稱號，但地位已不如以前。
腐刑 即閹割術。在我國古代，閹割術的淵源是相當久遠的。有證據表明，至遲在殷商時代就有了閹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識與行為。秦漢時期的閹割技術已較為完備，並已經注意到閹割手術後的防風、保暖、靜養等護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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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寫《史記》時，有一天，一個朋友前來探望他，朋友讀著《李廣列傳》，見裏麵描寫李廣退敵，充滿了敬佩之情，但後麵又寫李廣心胸不寬，公報私仇。朋友讀完後說：“你那麼愛戴李廣，怎麼還寫這個呢？這樣寫將軍的缺點，豈不有損將軍的形象嗎？”
“我寫的是曆史，信，是第一條，怎能以個人愛憎去歪曲曆史真相呢？”司馬遷反問道。
“原來如此！”朋友明白了。他望著正在寫作的司馬遷，暗暗稱讚：他真是一個忠實的人啊！
張騫冒險出使西域
司馬遷身殘誌堅著史書令人感動，張騫出使西域則令人讚歎。張騫出使西域，被史家譽為“鑿空”，表明這是一次空前絕後的探險。張騫等人曆盡千難萬險而百折不撓，體現了中華民族勇毅進取的精神。
張騫為什麼要出使西域，而且還有冒那麼大的風險呢？
公元前139年，西漢朝廷為遏製匈奴屢次犯邊，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對於未知的路途與危險，連漢武帝也在懷疑張騫一行人能否回來。
張騫一行人從長安出發，經隴西向西行進，一路日曬雨林，風吹雪打，環境險惡，困難重重，沒有頑強的毅力和堅定的信仰的人是無法堅持下來的。
正當張騫一行匆匆穿過河西走廊時，不幸碰上匈奴的騎兵隊，全部被抓獲。匈奴的右部諸王將立即把張騫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見當時的軍臣單於。單於得知張騫欲出使大月氏後，他是無論如何也不容許漢使通過匈奴人地區，去進行這樣的活動的。於是，張騫一行被扣留和軟禁起來。
匈奴單於為軟化、拉攏張騫，打消其出使大月氏的念頭，進行了種種威逼利誘，還給張騫娶了匈奴的女子為妻，生了孩子。又把一家人分散開去放羊牧馬，嚴加管製。
匈奴單於的計謀均未達到目的。因為張騫始終沒有忘記漢武帝所交給自己的神聖使命，沒有動搖為漢王朝通使大月氏的意誌和決心。張騫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10年之久。
公元前129年，匈奴單於的監視漸漸有所鬆弛。一天，張騫趁匈奴人不備，果斷地帶領隨從，逃出了匈奴王庭。
這種逃亡是十分危險和艱難的。幸運的是，在匈奴的10年留居，使張騫等人詳細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並學會了匈奴人的語言，他們身穿匈奴服裝，很難被匈奴人查獲。因而他們較順利地穿過了匈奴人的控製區。
張騫在留居匈奴期間，西域的形勢已發生了變化。大月氏的敵國烏孫，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大月氏。大月氏人被迫又從伊犁河流域，繼續西遷，進入鹹海附近的媯水地區，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園。
張騫大概了解到這一情況。他們經車師後沒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進發，而是折向西南，進入焉耆，再溯塔裏木河西行，過庫車、疏勒等地，翻越蔥嶺，直達大宛。路上經過了數十日的跋涉。
這是一次極為艱苦的行軍。大戈壁灘上，飛沙走石，熱浪滾滾；蔥嶺高如屋脊，冰雪皚皚，寒風刺骨。沿途人煙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資準備又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