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經常跟大臣們在一起談論誠信，向他們說明要治理好國家必須講誠信，要求他們將誠信作為立身和處事的準則。
643年的一天，唐太宗又跟身邊的大臣討論誠信問題。他先講了孔子的一段話，說的是孔子的學生子貢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家，孔子回答說，要做到糧食充足，軍備充足，取信於民，而在這三者之中，孔子首先看重誠信。接著，唐太宗結合曆史經驗教訓，闡發了孔子所說的“民無信不立”的觀點。
宰相房玄齡談了他的體會：仁、義、禮、智、信，這是5條行為規範，違反哪一條都不行。能經常實行，大有好處。商紂王違反這5條，政權為周武王所奪得。項羽不講誠信，終為劉邦所敗。
唐太宗自己在誠信方麵不僅很注意以身作則，還能接受大臣們的監督。隻要大臣向他提意見，他聽了不但不覺得丟麵子，還會表揚提意見的大臣。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氣整頓吏治，下決心要在官場根治貪汙受賄的不治之症。為了偵查那些受賄和將來有可能受賄的貪官汙吏，他令親信暗中向各部官員行賄，結果還真查處了幾個貪官。
唐太宗在得意之餘把他的謀略告訴一位大臣，沒想到這位大臣當場潑了他一瓢冷水，他說：“陛下平時總告誡臣民要誠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卻先行欺詐之術，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會一樣用欺詐的手段報答你。”
唐太宗不但沒發怒，反而認為大臣的話有很深的智慧，便欣然接受了這句逆耳的忠言。他還通過這件事，加深了自己的認識。
又有一次，有個大臣給唐太宗出主意：“陛下可以用詐的辦法試出忠奸，比如陛下可以佯裝發怒以試群臣。如果直言進諫，不怕冒犯聖上，則是正直之人。如果阿諛逢迎，則是佞人。”
唐太宗對他說：“我要在普天之下實行誠信，不想以詐道教化臣民。你的話我不想采納。”
唐太宗為何不采納用詐道清除佞臣的建議呢？他對大臣封德彝說出了原因：“流水是清是濁，取決於源頭。國君是政治的源頭，臣下好比流水。國君自己行詐術，而要臣下行直道，就好比源頭混濁，而望流水清澈，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常常因為魏武帝曹操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像他這樣做，政令怎能貫徹呢？”
對犯有過錯的大臣，唐太宗總是批評教育，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不一棍子打死。有一次宮中宴會，發生了糾紛。時任同州刺史的功臣尉遲敬德生氣地對坐在他上首的人說：“你有何功勞，坐在我上首！”
坐在尉遲敬德下首的任城王李道宗勸說尉遲，哪知尉遲對李道宗報以老拳，幾乎將其眼睛打瞎。
唐太宗一氣之下，宣布中止宴會。他對尉遲敬德說：“我見漢高祖劉邦誅滅功臣，常常有責怪他的意思。我想與你們這些功臣共保富貴，想不到你屢次犯法。我才知道韓信、彭越這些功臣被殺，並非漢高祖的罪過。國家的綱紀，就靠賞與罰維持。好自為之，不要後悔莫及。”
遭到唐太宗訓斥之後，尉遲敬德改變了許多。
魏征去世後，唐太宗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說明他是一位很清醒的君主，接受了強大、富庶的隋帝國一朝覆亡的深刻教訓，願意正視自己的缺點錯誤，以及施政中的過失，能夠自覺地聽取臣下的批評意見。
唐太宗聽取大臣們的批評意見是很懇切的。他經常要求大臣們對他的過失“明言之”。有一次，唐太宗要群臣向他提意見，群臣這樣說道：“皇上已經沒有過失了。”
唐太宗聽了這話，就批評他們說：“我有過錯，你們應該幫我指出來，好讓我改掉這些錯誤，更好地治理國家。可你們卻對我阿諛奉承。我想當麵列舉你們各位的長處和短處，讓你們改掉說奉承話的毛病。”接著唐太宗說出了在場的每一位大臣的優缺點。大臣們聽了，更加佩服皇上了。
唐太宗能比較自覺地以國家法律約束自己，一旦發覺自己的做法違背了法律還能認真進行檢討。有一次，有個叫黨仁弘的大將，做廣州都督時，貪汙了上百萬的錢財。這件事被人告發後，主管司法工作的大理寺，將他依法判成死刑。
唐太宗很器重黨仁弘，認為他是個非常難得的人才，舍不得殺他。於是便下了一道聖旨，取消了大理寺的判決，改成撤銷職務流放邊疆的處分。
處理之後，唐太宗心裏很不安，感到自己出於個人感情置國家法律於不顧，做得很不應該。於是他把大臣召到一起，心情沉痛地向大家檢討說：“法律是皇帝按照上天的旨意批準製訂的，皇帝應該帶頭執行，而不能因為私念，不守法律，失信於民。我因私念袒護黨仁弘，赦免了他的死罪，實在是以私心亂國法啊！”
有些大臣正想寬慰唐太宗幾句，但唐太宗說完以後卻當場宣布，為了這件事，他將親自到京城的南郊去，住草房，吃素食，向上天謝罪3日。
這一下，滿朝的大臣都吃驚了，感到唐太宗為這點事，竟然要這樣做，太過分了，於是便紛紛跪下勸阻。房玄齡對唐太宗說：“皇帝是一國之主，生殺大權是皇帝掌握的，陛下何必把這件事看得這樣重，內疚自貶到這種程度呢？”
唐太宗並沒有因為大家的勸說、寬慰而原諒自己。他自責地說：“正因為皇帝是掌握生殺大權的，才更應該慎重認真，嚴格地按照國家法律辦事呀！而我卻沒有聽從大理寺依法判決的正確意見，反而不顧法律，一意孤行，這怎麼能原諒自己呢？”
天快黑了，唐太宗見大家一直跪在地上阻攔，硬是不讓他去郊外，便感慨萬分地說：“你們不要跪在地上了，快起來吧！我決定暫時不到郊外向上天謝罪了。但是，一定要下詔書，把自己的罪過公布於天下！”說著就毅然拿起筆來，寫了一道“罪己詔”。
唐太宗在“罪己詔”中檢查說道：
我在處理黨仁弘之事上，有三大過錯，一是知人不明，錯用了黨仁弘；二是以私亂法，包庇了黨仁弘；三是賞罰不明，處理得不公正。
唐太宗向大臣們宣讀之後，立即下令，將他的“罪己詔”向全國的臣民公布。
[旁注]
房玄齡 （579年～648年）。唐代開國宰相，傑出謀臣，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貞觀之治”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去世後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
都督 古代軍事長官。興於三國時期，其後發展成為地方軍事長官。唐代初期都督為領軍出征者為行軍總管或大總管，後以總管府為都督府。唐代都督權輕，雖加使持節之號，並不真正賜節。唐代後各代襲用都督名號，但名號雖同，其職權與組織形式已迥異。
大理寺 古代官署名。掌刑獄案件審理。秦漢時期始置。唐代由大理寺卿與刑部尚書、侍郎會同禦史中丞會審，稱“三司使”。後世曆代因之，宋代對其改革較大，改京官則為檢法官。清代為“大理院”。
罪己詔 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現問題、國家遭受天災、政權處於安危時，自省或檢討自己過失、過錯發生的一種口諭或文書。它通常是在三種情況下出現：一是君臣錯位；二是天災造成災難；三是政權危難之時。用意都是自責，隻是情節輕重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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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執政時期，他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製，虛心納諫，重用魏征等諍臣；采取了一些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複興，完善科舉製度等政策；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族風俗，穩固邊疆。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大唐王朝出現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武功興盛的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