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賢義舉——首義精神1
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儒家重義輕利，主張以義為上，以義製利。墨家“貴義”，可以為了大局舍生取義。法家則強調私利要服從於公利，把公利放在第一位。在這一點上，法家又與儒、墨重義的思想相通。
在先秦時期的義利觀中，占主導地位的是重義輕利、公利為上的原則。這一優秀思想，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晏子、子罕、範蠡、白圭和馮諼這樣的時代精英，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了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尊德重義、團結奮鬥的光榮的道德傳統。
孔子首倡重義輕利
見利思義，是中華民族的重要傳統美德。“見利思義”，出自《論語·憲問》：“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意思是說：見到財貨利益能想起道義，危亡關頭不惜獻出生命，長久處於困境而不忘記平生的諾言，就可以算是正人君子了。
由於孔子“見利思義”的道德觀點，恰當地處理、準確地概括了義與利這一社會生活倫理的本質關係，所以，被後世奉為基本道德規範，傳承至今。
孔子，春秋時期魯國陬邑人，就是現在的山東曲阜市南辛鎮。他是古代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政治理論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在先秦思想家中，孔子是第一個提出重義輕利、先義後利主張的人，提倡“不義毋利、見利思義、義中取利”。這是孔子義利思想的基調和主流。
孔子提倡“不義毋利”。他說：“隻要粗茶淡飯，喝喝白開水，彎起膀子當枕頭，酣睡一覺，人生也會快樂無窮；不符合道義的富貴對於我來說，就像天上的浮雲。”
孔子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是當時的大學問家，也有很強的理政能力。按理說，他這樣的水平，做一國宰相之類的官員，求得一些名利地位是不成問題的。但他堅持自己的信仰和做人的原則。
孔子自20多歲起，就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經常思考治理國家的諸多問題，也常發表一些見解，到30歲時，已有些名氣。
公元前501年，孔子被魯定公姬宋任命為中都宰。中都就是現在的山東汶上縣。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績，被升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主掌司法大權，同時兼理百官，魯國大治。
春秋時期社會動蕩，周王室的典章製度受到衝擊。魯國是周王朝的同姓諸侯國，魯定公在變革的社會形勢下，不思進取，受佞臣蠱惑，多日不理朝政，又在祭祀時違背常規，致使臣民生怨。這與孔子的信仰和做人原則大相徑庭，孔子非常失望。
麵對種“禮崩樂壞”的局麵，孔子為了堅守心中恢複周禮這個“義”，辭去大司寇之職這個“利”，離開魯國，開始了周遊列國的旅程。
孔子提倡“見利思義”，並把它作為一個人成熟的首要條件。孔子要求，看見對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慮一下義的方麵。“義”就是看看這個“利”是不是合情、合理、合法。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路看見一個孩子掉進水裏，他沒有思考及多問，就縱身躍進水裏，救上了孩子。孩子的父親很感謝子路，就送了子路一頭牛，以表示感激之情。
在當時，牛是人們用於耕作的主要畜力，價格是很貴的。人們聽說了這件事，有人說子路貪心。孔子了解了事情的經過後認為，子路在救人前並沒有想到會有一頭牛的獎賞，隻是對於獎賞的結果，他高興地接受了。子路所得之“利”，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因此，孔子稱讚子路說：“你這樣做是對的，不是貪心。你的做法能激勵更多的人去救那些處於困境的人，而解救他人，理所應當得到報償。”
孔子之所以表揚子路，前提是子路救人不是為了牛，而是救人在先，受牛在後，認為他應該得到這種品德和物質方麵的雙重表彰。這就是說，富貴和名利地位，必須要靠誠實勞動和光明正大去獲得。如果不可求，則安分守己、安貧樂道，做好自己應該做好的工作，過好自己應該過的生活。
由此可見，“見利思義”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質的，並可以引導人們見義勇為，從而在全社會形成一種良好的風氣。這是孔子“見利思義”思想的核心價值所在。
孔子並非一概反對富貴和名利，隻不過是希望通過正當的渠道去獲得。這就是他的“義中取利”觀點。
春秋時期，魯國製訂了一道法律，如果魯國人在外國看見自己的同胞被賣為奴婢，隻要他們肯出錢把人贖回來，那麼回到魯國後，國家就會給他們以賠償。這道法律執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鄉的魯國人因此得救，因此得以重返故國。
孔子有一個弟子叫子貢，他是一個很有錢地商人。他情願自己掏腰包，從國外贖回來了很多魯國人，但卻拒絕了國家的賠償，沒有到朝廷部門去報銷。因為他自認為不需要這筆錢，為國分擔贖人的負累。
孔子知道了這件事，卻很不高興，說子貢此舉傷天害理，禍害了無數落難的魯國同胞。他指責子貢說：“你這樣做，人們就不會去贖回奴隸了！”
接著，孔子給子貢講其中的道理：世上萬事，不過義、利兩字而已，魯國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過是人們心中的一個“義”字，隻要大家看見落難的同胞時能生出惻隱之心，不怕麻煩去贖這個人，去把同胞帶回國，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舉。
而事後國家會給他補償，目的就是讓這個行善舉的人不會受到損失，而且能夠因為他心中的“義”而得到大家的讚揚，長此以往，願意做善事的人就會越來越多。所以這條法律是善法。
孔子認為，子貢的做法雖然也是做了好事，但卻沒有按政策辦，到國庫去報銷贖奴的錢，人們雖然誇他做好事不留名，但客觀上將這種美德沒有發揚光大，不能讓人看到這種好的行為並有一個好的結果。往後那些贖人之後去向國家要錢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稱讚，甚至可能會被國人嘲笑，責問他們為什麼不能像你一樣為國分憂。
最後，孔子對子貢說：“你的贖人之舉，是公民的一種義務，沒有必要遮遮掩掩地怕人議論，不去領取該得的獎勵。這種做法是把‘義’和‘利’對立起來了，所以不但不是善事，反倒是最為可惡的惡行。”
孔子的一番精辟論述，子貢聽了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不但深刻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做法，也對什麼是“義”、什麼是“利”，有了更清醒的理解。他更加佩服老師的才學了。
這件事說明，孔子是讚成善舉得到酬報，不讓行善之人蒙受損失的。
對於“義”和“利”，孔子認為兩者是統一的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正是由於符合道義，所以人們才能獲得長久的利，正是由於存在著利益，所以人們才能做更多符合道義的事。正是把利與義相互結合，社會才會更和諧，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後世的人們基於孔子的義利思想，把一切有利於國家發展、民族複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的政策、法律、道德原則，都歸為“義理”，維護這樣的“義理”的行為，都屬於“義舉”；反之，則屬於不義之理和不義之舉。
由此可見，孔子的義利思想，無疑是一種相當高尚的道德思想，具有開啟先河的重要曆史地位。對古代良好的國民風氣的形成，知識分子的人格塑造，以及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的建立，都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旁注]
中都宰 “中都”為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地名，在今山東省汶上縣，孔子曾在此任“中都宰”一職。“宰”為殷商時期始置，原掌管家務與奴隸，後為侍從君王左右之臣。國君的公邑及卿大夫的私邑則置邑宰，掌邑內的庶務。邑下的裏，也設裏宰，掌裏中耕稼、租稅等事。
大司寇 西周時期有司寇。周天子是最高裁判者。朝廷設大司寇，負責實踐法律法令，輔佐周王行使司法權，大司寇下設小司寇，輔佐大司寇審理具體案件。大、小司寇下設專門的司法屬吏。此外，基層設有士師、鄉士、遂士等負責處理具體司法事宜。
子路 （公元前542年～公元前480）。孔子得意門生。以政事見稱。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藝，敢於批評孔子。孔子了解其為人，評價很高，認為可備大臣之數。做事果斷，信守諾言，勇於進取，是孔子“墮三都”之舉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
子貢 （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政治家，外交家，中華儒商之祖。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孔門十哲”之一。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而且有幹濟才，辦事通達。他還善於經商之道，曾經經商於曹、魯兩國之間，富致千金，為孔子弟子中首富。
道義 即道德義理；道德和正義等。儒家之道包括天是主宰、人性為本、天人合一、奉守公則、修養德行、遏惡揚善、權宜變化、稟常達變、殊途同歸九大基本精義，是超越時空的永恒長存的普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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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孔子年少而好禮，有一年的秋天，天氣很冷，孔子每天拿著禮器俎豆到屋門外祭祀神靈。
孔母曾經問他：“外麵天又這麼冷，你不要到院子裏去玩了。”
孔子一臉正色地回答：“母親，我這是在祭祀神靈，行大禮！”
孔母問：“你行大禮幹什麼呢？”
孔子說：“如果我現在不學好禮儀，長大就不知道怎麼做人了。”
孔母聽了他的話，既驚訝有感到欣慰，認為兒子將來一定有所作為。在一個禮崩樂壞的年代，孔丘的舉止確實是不同凡響的。
孟子提倡舍生取義
繼孔子之後，孟子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義利思想，並對儒家思想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被後世的人們尊為“亞聖”。
孟子，鄒國人，即現在的山東省鄒城。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學家、雄辯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曾受業於孔子的嫡孫子思的弟子。
孟子特別推重“義”。他在《魚我所欲也》開篇即用一個比喻，表述了他“舍生取義”的思想：“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舍生而取義者也。”
意思是說：魚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這兩者不能同時都得到，那麼，我會舍掉魚而選擇熊掌了。生命是我想要的，大義也是我想要的，如果兩者不能同時得到，我就舍棄生命，而選擇大義。
顯然，在生命與“義”的天平上，孟子是向“義”傾斜的，甘願“舍生取義”。
孟子主張“舍生取義”，不是因為他認為生命不重要，而是因為他認為世間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義”。他曾經說道：
有比生命更重要更值得傾情更值得獻身的，我就會放棄生命；有比死亡更可惡更令人痛恨更令人惡心的，我就會選擇死亡。
可見孟子把“義”看得太重要了。
孟子的“義”是什麼呢？他打了一個比喻：“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