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筮 指用龜甲、筮草等工具預測某些事項。不同的時代，卜筮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古人認為，經過神聖的求卜過程，那些自然物也就獲得了神聖的象征意義，它們呈現出來的形狀不是人為的結果，而是神靈和上蒼的賦予，是神靈的啟示或告誡。
對聯 又稱楹聯或對子，是寫在紙、布上或刻在竹子、木頭、柱子上的對偶語句。對聯對仗工整，平仄協調，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語言獨特的藝術形式。對聯相傳起於五代後蜀主孟昶，是中國漢民族的文化瑰寶。
《周易外傳》 王夫之闡發易理的重要哲學著作。書中駁斥了“太極動靜而生陰陽”的傳統觀點，肯定陰陽之外無太極，太極乃是陰陽對立統一的總體，認為一切事物的生成變化都根源於事物的內部矛盾。書中指出陰陽相反相成，揭示了樸素辯證法的矛盾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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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對於美學的貢獻也非同一般，他對美學問題的論述，不但直接見之於他的文藝批評著作《口齋詩話》、《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而且也見之於他的哲學著作《周易外傳》、《尚書引義》等。
他很強調親身經曆對於美的藝術創造的重要性，認為作家所創造的藝術美，就是運動著的事物所產生的美經過審美主體的擇取淘選的一種創造。因此，對於作家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經過作者主觀的藝術創造，去反映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他對藝術創作中情與景的關係，曾有精辟的論述，他認為二者“雖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在任何真正美的藝術的創造中，景生情，情生景，二者又是相輔相成、不可割裂的。精於詩藝者，就在於善於使二者達到妙合無垠、渾然一體的地步。
戴震反理學樹考據學風
儒學發展到清代中葉，以考據學的麵目出現，並發展到鼎盛。考據學是一種治學方法，又稱考證學或樸學，主要的工作是對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輯佚等。
自雍正時期大興文字獄之後，清朝的知識分子不得不鑽進故紙堆，大興考據之學。清政府用編修《四庫全書》的方式，籠絡天下知識分子。考版本、糾錯謬、辨音義，終使考據之學大盛。
考據學是相對於“宋學”而言的，“宋學”，特別是其中的理學，著重於義理，而考據學內容包括音韻、文字、訓詁、校勘等。
考據學者不僅對傳統儒家經典進行了全麵的整理和研究，而且還對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範圍內的傳統文化典籍進行了清理。
他們通過校勘、辨偽、注疏、考訂史實等多種手段，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偽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許多真偽混雜的文獻基本恢複了本來麵目，使許多晦澀深奧的典籍，基本上可供閱讀研究。
考據之學又稱為漢學，它以複興“漢學”為己任，認為研究經學要先考證文字的意義，然後才能是文章本身。
考據學派大體上可分為吳、皖兩派。吳派以惠棟為首，皖派以徽州戴震為主。兩派各有側重，前者著重在複原漢《易》，後者側重在名物典章製度的考證。
考據學派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取得的成就最大，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
戴震，子東原，安徽屯溪人，號杲溪，1723年12月生於一個販布的行商的家庭中。據說，他出生那天雷聲震天，所以父親為他取名為震。
戴震自幼聰敏，過目成誦，據說，戴震10歲時才會說話，他日讀書數千言不休，一天讀《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後，問私塾老師：
此何以知其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意思是問：“這憑什麼知道是孔子的話，而由曾子記述?又怎麼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是他的學生記下來的呢？”
老師回答道：“這是朱熹說的。”但戴震馬上指出周朝離宋朝有兩千年之遙，為什麼朱熹能知道這些事呢？
老師被問得瞠目結舌，無言以對，事後，老師不禁讚歎道：“這個孩子不是一般人，是非常人啊。”
戴震一生充滿坎坷與傳奇，18歲時跟隨父親走南闖北經商，廣泛接觸社會生活，見多識廣，從小就養成了獨立思考、追本溯源的思維習慣，這種思維習慣與他日後成為考據一派的宗師有著莫大的關係。
20歲那年，戴震偶遇年過六旬的音韻學家江永。江永精通三禮，旁通天文、地理、算學及聲韻等。戴震欽佩江永的才學，遂拜江永為師。從江永那裏，戴震學到不少知識，學問大進。
戴震22歲時寫成《籌算》二卷，24歲寫成《考工記圖注》，30歲到33歲完成《勾股割圜記》、《周髀北極璿璣四遊解》等文，都屬自然科學著作。此外，還著有《六書論》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以及《屈原賦注》、《詩補傳》等。
29歲那年，戴震始入學為秀才，到40歲才鄉試中舉，以後六次入京會試，但都沒有考中，這對眾望所歸的戴震不啻是一次較大的打擊。
1773年，乾隆朝開四庫全書館，戴震被召為纂修，賜同進士出身，入翰林院入職。在四庫館中，戴震作出不少成績，從《永樂大典》輯出宋代張淳的《儀禮識誤》三卷，把宋代李如圭的《儀禮集釋》厘訂為三十卷。
戴震在四庫全書館，利用藏書條件，凡是天文、算法、地理、文字聲韻等各方麵的書，均經其考訂，精心研究。
十七、十八世紀時，反理學思想泛起，當時思想家大都鄙夷談心說性的理學，這就形成了樸學時代。戴震對程朱理學的批判較為徹底，他認為理學的病根在於不肯拋棄談心說性，而尊崇理，拋棄氣，又保留理而拋棄欲。
戴震認為陰陽五行才是道的實體，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五種物質都含有陰陽的對立，而每一種物質又都是陰陽二氣的統一體，所以離開了矛盾而統一的物質實體，就沒有道的存在。
戴震在反理學的過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學說，他認為理是事物的條理，理在情中，而不在人心之中。人心隻有血氣心知，而心知隻是可以求理的官能。戴震把他的學說建立在正視人欲的基礎上，這是對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最大挑戰。
在反理學的過程中，戴震樹立起考據學風，他側重名物典章製度的考證，其目的在於探討社會治亂的根源，他認為由於訓詁可得典章製度的曆史意義，並由此可以獲得見識。
戴震主張用考據的方法，恢複四書五經的原始含義，進而闡明儒家文化。在他看來, 連起碼的識字都要反複考證才行：“每識一字，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
戴震在校勘《水經注》時，分別經、注，並歸納出三種原則。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補其缺漏者2128個字，刪其妄增者1448個字，改3715個字。該校本最終獲得了乾隆皇帝的讚賞。
此外，戴震所撰寫的《聲類表》、《聲韻考》等，將入聲及祭、泰、夬、廢四韻獨立，析古韻為十六部，對古音學發展作出了貢獻。為其所提出的“故訓、音聲恒相因”、“因聲而知義”等訓詁學主張，對於清代訓詁學的發展影響深遠。
我國的校勘學有幾千年曆史，隻是在戴震和考據學派手裏，才在“識文字，通訓詁，明聲假”等文字學基礎上，使用科學方法精核考證，成為科學的理論。
戴震從字義、音韻等方麵重新審視兩千年來儒學所依托的經學典籍，這對儒學的發展，是有著重要的推動意義。
與清代中葉其他經師鑽故紙堆不同的是，戴震考據學的出發點在於有意識地繼承並發揚顧炎武以來的新儒學學術傳統，他既反對程朱理學空談義理的虛玄無物，又反對乾嘉考據的矯枉過正。
戴震先後撰成《籌算》、《六書論》、《爾雅文字考》及《考工記圖注》、《原善》、《尚書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詩經補注》、《聲類表》、《方言疏證》、《聲韻考》及《孟子字義疏證》等。
【旁注】
《四庫全書》 乾隆皇帝親自組織的我國曆史上一部規模最大的叢書。1773年，清朝開設《四庫全書》編纂館。由總纂官紀昀率三百六十位學者編纂。該書成書於公元1782年，包括經、史、子、集四部，3461種書目，79039卷，總字數將近10億，可謂超級文化大典。
集部 我國古代圖書四部分類法“經史子集”中的第四大類。“集部”收曆代作家的散文、駢文、詩、詞、曲和文學評論等著作。《四庫全書》分為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五類。
惠棟 清代漢學家，生於1697年，清考據學中吳派的代表人物，字定宇，號鬆崖，學者稱小紅豆先生。江蘇元和人。早年，隨其父至廣東提督學政任所，後歸故裏，講學著述，終身不仕。一生治經以漢儒為宗，以昌明漢學為己任，尤精於漢代《易》學。
會試 金、元、明、清四代科舉考試名目之一。所謂會試者，共會一處，比試科藝。由禮部主持，在京師舉行考試。應考者為各省的舉人及國子監監生，錄取者稱為“貢士”，第一名稱為“會元”。
翰林院 唐朝開始設立，初時為供職具有藝能人士的機構，自唐玄宗後，翰林分為兩種，一種是翰林學士，供職於翰林學士院，一種是翰林供奉，供職於翰林院。晚唐以後，翰林學士院演變成了專門起草機密詔製的重要機構。宋朝後成為正式官職，明以後被內閣等代替，負責修書撰史，起草詔書。
《水經注》 公元6世紀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的著作，全書三十多萬字，詳細介紹了我國境內一千多條河流以及與這些河流相關的郡縣、城市、物產、風俗、傳說、曆史等，是我國古代較完整的一部以記載河道水係為主的綜合性地理著作。
訓詁學 我國傳統研究古書中詞義的學科。用通俗的語言解釋詞義叫“訓”；用當代的話解釋古代的語言叫“詁”。訓詁學在闡釋古代詞義的同時，也分析古代書籍中的語法、修辭現象。廣義的訓詁學包括音韻學和文字學，狹義的訓詁學隻是小學中與音韻、文字相對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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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在四庫全書館，認真考訂，精心研究，全力以赴，55歲時，乾隆四十二年，即1777年，歿於北京崇文門西範氏穎園，可以說是以身殉職。他的弟子段玉裁說“謂先生鞠躬盡瘁，死於官事可也”。
《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題詩懷念：“披肝露膽兩不疑，情話分明憶舊時。”乾隆時學者洪榜為戴震寫行狀稱：“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學者王昶後來為戴震作墓誌銘，十八世紀史學家錢大昕後作《戴先生震傳》詳細記錄了戴震一生行誼及學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