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葉以後，王陽明的心學盛極一時，至明末，王陽明之學融入佛學，致使禪學彌漫。黃宗羲年輕氣盛，邀請文士壯大劉宗周的實力，以對抗王陽明之學。
明朝滅亡後，黃宗羲參加抗清活動，屢次遭受追捕。後來隱居著述講學。清康熙皇帝曾接連兩次征召黃宗羲赴京任傅學鴻儒，但是均遭到了黃宗羲的拒絕。
康熙欲編修《明史》，又一次想起黃宗羲，他邀請黃宗羲主持這項工作。黃宗羲又一次拒絕了。但在編修《明史》時，編修人員經常來請教他，黃宗羲會把自己的意見意見提出來，編修人員則根據其意見修改。
康熙年間，黃宗羲遊曆浙東各地講學，致力於劉宗周遺書整理，並宣講劉宗周一派的學術主張。浙東各地，一時間人才輩出，經史之學蔚為大觀，漸漸形成了浙東學派。
黃宗羲從古代儒家思想學說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構築起了自己具有時代特色的思想體係。
黃宗羲從“民本”的立場來抨擊君主專製製度。“君為臣綱”是封建倫理道德，居於三綱之首。黃宗羲對“君為臣綱”的封建倫理關係及等級製度進行了無情的批判。
自古以來“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的理論，給君權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黃宗羲抹掉了君主頭上的神聖光圈，揭開了曆史真相，認為君主曆來都是“天下之大害”，為了一己之私，“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這是對封建專製的有力控訴。
黃宗羲還痛訴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種不合理的君臣關係，認為做臣子不應對皇帝盲目順從，做官的應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
在總結明代學術發展史過程中，黃宗羲提出了一係列具有思想解放意義的新見解。他反對宋學中“理在氣先”的理論，認為“理”並不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實體，而是“氣”的運動規律，認為“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這個觀點具有唯物論的特色。
在《明儒學案》中，黃宗羲提出要衝破“成說”的束縛，反對沿襲“先儒之語錄”，提倡學貴在於自得，學貴在於創新。
在《孟子師說》中題辭中，提出了對待儒家經典的十六字原則，即“當身理會，求其著落”，“屏去傳注，獨取遺經”。核心意思是不應把經典教條化、僵化，也不應苟同於某人某家之說，而應當自己各有見解，這就動搖了經典的神聖性。
黃宗羲認為要探求真理，必須學術殊途，學派紛爭，這樣真理才能不斷發展，人的認識才能不斷提高，否則便會阻礙學術的發展。 他還指出由於學術的不同，對真理的認識並非獨家所專有，要獲得真理，不認真讀書鑽研，靠空疏無用的誇誇其談，是難有作為的。
黃宗羲對在程朱理學獨尊的思想文化專製主義統治下，許多人毫無創見，碌碌無為，缺乏真知灼見感到十分痛惜，他呼籲人們要勇於創新，敢於創新。 他的見解與宋明理學的主旨有著迥然不同的地方，其中貫穿著“經世務實”的指導精神，洋溢著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已經突破了宋明理學的獨尊地位。
黃宗羲著述多至50餘種，300多卷，其中重要的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明夷待訪錄》、《孟子師說》、《易學象數論》、《明文海》、《行朝錄》《四明山誌》等。
【旁注】
東林黨 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公元1604年，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東林書院講學。他們要求朝廷振興吏治，革除朝野積弊。這些主張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禦史 史，是我國古代一種官名。先秦時期，天子、諸侯、大夫、邑宰皆置，是負責記錄的史官、秘書官。設置禦史，始自秦朝，禦史專門為監察性質的官職，這個官職一直延續到清朝。
《明史》 二十四史最後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誌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即公元1368年至朱由檢崇禎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曆史。
《明儒學案》 是一部係統總結和記述明代學術思想發展演變及其流派的學術史著作。全書一共62卷。全書列出了十七個學案，每個學案都有較為固定的結構，擁有案序、傳和語錄。其中案序為概說該學派飛基本情況，傳即是學者傳記，語錄即是收錄該派名言至理並附有評論。
《易學象數論》 一部為正本清源，還《周易》之本義而作的《易》學著作。全書共六卷。作者在深入研究象數學的基礎上，係統地清理了從漢至明曆代象數學的主要著作，經過考證、辨偽、驗算，洞曉各家發展始末，指出其中良莠真膺，對此後的《易》學發展起了深刻的影響。
【閱讀鏈接】
黃宗羲學問淵博來自於他的豐厚藏書。他嗜好藏書，喜歡抄書、借書。他讀遍家中所有的藏書後，仍感動不足，便借抄於範欽“天一閣”、曹溶“倦圃”、徐乾學“傳是樓”、錢謙益“絳雲樓”、祁氏“澹生堂”、鈕氏“世學樓”等藏書樓之書。每此借書回來時，常帶一書童攜書同返。
黃宗羲訪求足跡幾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的藏書家。祁氏“澹生堂”藏書散出，精華圖書大部分都被黃宗羲所得。黃宗羲提倡藏書在於致用，反對隻藏不用、視為珍玩的鑒賞家。他告誡學者：“當以書明心，勿玩物喪誌也”。曆幾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黃宗羲的藏書達7萬卷之多。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響了同代的學者如全祖望、厲鶚等人，對清代文化、學術的發展有一定影響。
王夫之的儒學思想體係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別號一壺道人。1619年王夫之出生於一個儒學世家，他的父親王朝聘十分尊尚程朱理學。
王夫之自幼天資聰明，對古文化的興趣令人不敢置信，7歲時就初步通讀了文字艱深的十三經，在父親和兄長王介之的教育影響下，讀了不少儒學經典，他廣泛涉獵，上至《詩》、《書》、《禮》、《易》、《春秋》和先秦諸子，下至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都加以研讀和探討。
14歲那年，王夫之考取了秀才，然後開始致力於詩文，在短短的兩年間閱讀了《離騷》、《樂府》曆代詩人的佳作名篇約10萬餘首。23歲，又與哥哥同時考中舉人。這個時候，可以說是王夫之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時期，但活生生的現實卻將他的這種昂揚氣勢擊得粉碎。
王夫之比較關心現實生活，注重實際考察社會，從小就喜歡向旁人問四麵八方的事情至，對於江山地利之學，食貨經濟之學，典章製度之學，都很感興趣，並著意研究。
明朝滅亡後，各地的抗清活動此起彼伏，受其影響，王夫之也與1646年在衡陽舉兵，但很快就被清政府擊敗。兵敗後，王夫之開始著書立說，總結明亡的教訓，構建自己的思想體係。
王夫之學識極其淵博，對經學、子學、史學、文學、政法、倫理等各門學術，造詣無不精深，天文、曆數、醫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當時傳入的“西學”。
他通過對傳統學術的批判繼承，衝破了朱、王學的束縛，他總結並發展了傳統的唯物主義，將張載的學說加以完善和發展，形成了以完整的元氣本體論、“變化日新”的辯證思維和“理氣合一”的曆史觀為核心的思想體係。
王夫之認為，整個宇宙除了“氣”，更無他物。他說：“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這句話的大意是：在整個天地之間，沒有不是表現出陰陽變化的實體”氣“的，也就沒有不是體現出變化過程所呈現出的規律性的”理“的。
王夫之提出的“實有”範疇，極大地豐富了張載的“唯氣論”，把我國古代思想家進步的宇宙觀推向一個新的層次，成為近代實證科學的先導。
王夫之強調“天地之化日新”，把榮枯代謝、推移吐納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則。他認為任何生命體都經曆著胚胎、流蕩、灌注、衰減、散滅諸階段，前三者是生長過程，後二者是衰亡過程。
“變化日新”的辯證思維糾正了張載關於物質運動形式的形而上學，對近代思維起了非常重要的啟蒙作用。
同顧炎武和黃宗羲一樣，王夫之的為學也是經世致用，他在全麵總結和清算傳統儒學思想時，采取“學思並進”的方法，無論是他肯定的“正學”，還是他排斥的“異端”，他都采取批判與繼承相結合的原則。
他絕大多數新穎的精彩觀點，都是通過對傳統範疇的重新解釋建立起來的。“六經責我開生麵，七尺從天乞活埋”是他自題畫像的中堂聯。
對聯表達了他的誌願：要總結批判傳統儒家哲學,並在此基礎上開辟新的思路。前一句是說自己致力於儒家的學術研究，後一句的意思是明朝亡了，七尺男兒豈能屈服，整體兩句表現作者的民族氣節和人生追求。
“六經責我開生麵”可以說是王夫之思想體係的特征，六經是他治學的依據，而“開生麵”卻是他治學的要旨。王夫之博大學術體係的形成，正是他這種把傳統同現實結合風格的體現。
總體上，王夫之對宋明理學持批判態度，他對宋明理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前朝統治者把程朱理學抬高到官方統治思想的地位，並不說明其興盛。
在他看來，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陸王心學都是異端邪說，“存天理，滅人欲”是宋明理學提倡的理論，儒學大家朱熹認為“天理”與“人欲”不容並立，，鼓吹隻有“革盡人欲”，才能“複盡天理”。
王夫之針鋒相對地提出“理在欲中”的理欲統一說，認為“人欲”是人人都有的，不僅一般人有，就是聖人也有，人的“饑則食，寒則衣”的欲望完全是合理的，是無可指責的。
在此基礎上，王夫之還把“人欲”和“大誌”聯係起來，對欲望做了曆史的具體分析，肯定了振興國家的“大欲”，充斥了為己的“私欲”，采取這樣的高度處理問題，在當時顯然是很進步的。
王夫之的著述眾多，主要哲學著作有:《周易外傳》、《周易內傳》、《尚書引義》、《張子正蒙注》、《讀四書大全說》、《詩廣傳》、《思問錄》、《春秋世論》、《讀通鑒論》、《宋論》等。
【旁注】
《詩》 指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共收錄周代詩歌305篇。原稱“詩”或“詩三百”。 漢代儒生始稱《詩經》。現存的《詩經》是漢朝毛亨所傳下來的，所以又叫“毛詩”。 《詩經》中的詩，當時都是能演唱的歌詞。按所配樂曲的性質，可分成風、雅、頌三類。
《樂府》 “樂府”本是漢武帝設立的音樂機構，用來訓練樂工，製定樂譜和采集歌詞，其中采集了大量民歌，後來，成為一種帶有音樂性的詩體名稱。今保存的漢樂府民歌的五六十首，真實地反映了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如《東門行》、《十五從軍征》、《陌上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