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致用——走向實踐
從明末到清末，儒學朝著經世致用的方向發展。經世致用指學問必須接受實踐，有益於國家。這個口號由明清之際思想家顧炎武等提出。顧炎武等人認為學習、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應以治事、救世為急務，反對理學家不切實際的空虛之學，對後人影響很大。
清初，顧炎武正式提出了“經學即理學”的說法，黃宗羲提倡學者必須首先研究經學，到清代中期，經學考證已成風氣。“道問學”在儒學中居主導地位，戴震是其重要代表之一，體現了不凡的作用。
顧炎武的經世致用之學
顧炎武，原名絳，字忠清，號亭林，學者尊其為亭林先生。明朝滅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江蘇昆山縣人。顧炎武知識淵博，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儒”。
顧炎武生於1613年，那個時候處於明萬曆年間，由於明代封建王朝衰敗，國力削弱。東北滿族領袖努爾哈赤乘機而起，不再接受明代朝廷的統轄，先於1616年建立地方性政權，國號大金。
後來，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將金改稱為清。明王朝為了同實力不斷擴大的後金作戰，導致國內矛盾加劇。顧炎武的童年時代，所麵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嚴峻的社會現實。
顧炎武出身於一個沒落的官僚世家，自幼過繼於孀居的叔母。叔母知書達理，不僅以《大學》之道教其立身，而且還時常給他講述明初劉基、方孝孺、於謙等人的報國業績，在做人方麵給他啟迪。
顧炎武從9歲起，便不間斷地讀古代的曆史名著如《史記》、《左傳》、《戰國策》、《國語》、《資治通鑒》等，還認真地讀了像《孫子》、《吳子》一類古人談軍事的書。這和他以後儒學思想的形成有著很大的關係。
14歲時，顧炎武取得諸生資格後，與同窗歸莊興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18歲時二人前往南京參加應天鄉試，共入複社。二人個性特立耿介，時人號為“歸奇顧怪”。
實際上，顧炎武和歸莊興是當時稱得上優秀之才的年輕人。他們對社會現狀有著同樣的看法，對當時敗壞的社會風氣都深惡痛絕，誌向遠大，兩人可以說是誌同道合，並非是特立獨行的孤傲之人。
借助於進步組織複社，顧炎武和歸莊興同各地來的讀書人一道，既論文又議政，抨擊朝廷中的貪官汙吏，議論國家大事。
顧炎武連續參加了幾次舉人的資格考試，但均以失敗告終，27歲時，是他為取得舉人資格而進行的最後一次考試，在遭受失敗後，他認識到舉製度的危害性。嚴峻的社會現實，更促使他做出了同科舉製度決裂的抉擇。
正當顧炎武在求學的道路上探索之時，明清更迭的曆史變遷把他趕出了書齋。他輾轉於太湖沿岸與各地抗清誌士秘密往來。1657年秋，45歲的顧炎武將家產全部變賣，隻身北上，開始了此後20多年轉徙不定的遊曆生涯。
在有時直接走過平原曠野時，沒有什麼值得留意的，就在馬背上默讀各種經典著作的注解疏證；偶爾有忘記的，就立即在附近街市中的客店打開書仔細認真地反複查看。從中可見，顧炎武的勤奮和務實的精神。
在這期間，顧炎武除陸續撰寫大量的詩文雜著外，把很多時間都用於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日知錄》的寫作上。
顧炎武廣泛涉足於經學、史學、方誌輿地、音韻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詩文等學，在眾多的學術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除《日知錄》外，相關著作還有《音學五書》、《軍製論》、《天下郡國利病書》、《金石文字記》等。
顧炎武可以說是清朝的“開國儒師”、“清學開山”的始祖，他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諸多範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不同的為學旨趣。
他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談，注意廣求證據，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此話的大意是：大丈夫之所以學習的原因，是為了明白事理，為了濟世救民。如果隻是為了吟詩作賦，玩文字遊戲，那就成了所謂的雕蟲小技，又有什麼用處呢？
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其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後麵的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
顧炎武鋒芒所向，首先便是王陽明心學。在他看來，明末的國家動蕩不安，政權不穩，以致亡國，正是王陽明心學空談誤國的結果。
在他看來，心學不是儒學正統，它不符合孔孟之論。因為以“性與天道”為論證對象的宋明理學不顧國家安危，不去考經據典，而是津津樂道於性與天道，實際上已墮入了禪學泥潭。
在宇宙的本體這個問題上，顧炎武同張載一樣，主張氣本論。他認為充滿天地間的是氣，一切存在的都是氣的聚散，人心不過是物質的精氣。這是一種“唯物”的觀點，這種觀點明顯要先進於宋明理學的唯心論。
程朱理學講“格物窮理”。顧炎武也講“格物致知”，在他看來，“格物”之“物”，既不是“鳥獸草木”，也不是性與天道，而是國家治亂的源泉、人民生活的根本，是保衛國家民眾的責任。
這樣的“格物觀”表明，既不同於王守仁的“致良知”，也不同於朱熹的“窮理”，實際上已衝破理學的藩籬，將視野擴展到廣闊的社會現實中去了。
顧炎武把經學視為儒家正統，在他看來，不去鑽研儒家經典，而沉溺於理學家的語錄，就叫學不知本。
因此，顧炎武主張要“博學於文”，意思就是要飽讀聖人之學，熟讀儒家經典。顧炎武“博學於文”的為學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僅強調讀書，而且提倡走出書齋、到社會中去考察。他說：
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猶當博學審問。……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麵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
他提倡讀書與考察相結合的方法，就是後來所說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這個方法的提出和運用，開創了清初實學的新風。
有鑒於明末清初有些學人和士大夫寡廉鮮恥、趨炎附勢而喪失民族氣節，顧炎武把“博學於文”與“行己有恥”結合起來。
“行己有恥”，即是要用羞惡廉恥之心來約束自己的言行，是對於立身或修身的要求。顧炎武強調“博學於文”和“行己有恥”二者的關係。他說：
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是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因此，他認為隻有懂得羞惡廉恥而注重實學的人，才真正符合“聖人之道”。否則，就遠離了“聖人之道”。“博學於文”、“行己有恥”，既是為學宗旨和立身處世的為人之道，也是其崇實致用學風的出發點。
顧炎武以一生的實踐表明，其學以致用，反對內向主張外向的務實學問。比如他認為史籍的編纂根本之點在於征實去偽，繼而他提出治史就是要經世致用。
經過顧炎武與其他學者的共同倡導，清初儒學在為學方法上，形成有別於宋明理學的樸實考經證史的曆史特征。
顧炎武開創的嚴謹務實的學風，經世致用的治學宗旨，樸實簡潔的為學方法，對其後的學風和治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和重大影響。
【旁注】
滿族 我國少數民族中的一支，舊稱滿洲，是通古斯民族中最大的一個支係。滿族主要分布於我國東北地區，其中居住在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的人口最多，占滿族總人口的80%以上。
劉基 生於1311年，卒於1375年，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末明初軍事家、政治家及詩人，通經史、曉天文、精兵法。他以輔佐明太祖朱元璋完成帝業、開創明朝並保持國家安定，因而馳名天下，被後人比作為諸葛武侯。
科舉製度 曆代封建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製度。由於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製從隋朝大業三年，即607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即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曆了約一千三百年。
金石考古 即金石學，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偏重於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除了青銅器和石刻碑碣外，廣義上還包括竹簡、甲骨、玉器、磚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禪學 禪主要是人的一種精神修持方法，是信奉者的一種體悟真理或最高實在的方法，是其擺脫外界幹擾，保持內心平靜的方法。禪學從印度傳入我國後，在我國發展十分迅速。
士大夫 舊時指官吏或較有聲望、地位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出現於戰國，在此以後，通過競爭性考試選拔官吏，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士大夫階層，即專門為做官而讀書考試的知識分子階層。士大夫是在我國曆史上一個特有產物。
聖人 指被大眾認為具有特別美德和神聖的人。在我國，古代聖明的君主帝王，及後世道德高尚儒學造詣高深者，都可以稱為聖人。有的宗教專門通過一定的儀式加封聖人，但也有的聖人直接被大眾尊奉為聖人。
【閱讀鏈接】
顧炎武的家中收藏有很多圖書，他日以繼夜地從這些書籍中去搜集有關農業、水利、賦稅、礦產、交通等方麵的材料，打算編成一部分量很大的書。這部書雖然因為社會動蕩而沒有能夠編寫成功，但是，基本材料都完整地保存下來了。
後來，顧炎武把這些重要資料一分為二，其中有關經濟資料的彙編叫《天下郡國利病書》，有關地理資料的彙編就叫《肇域誌》。這兩部資料彙編性質的書，內容豐富，史料翔實，對於後世學者研究我國古代尤其是明代的經濟史和曆史地理學，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黃宗羲的儒學思想體係
黃宗羲和王夫之是繼顧炎武之後，清初思想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們二人與顧炎武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其思想對後世有著巨大的影響。
黃宗羲，字太衝，號南雷，又號梨洲，後世稱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浙江寧波餘姚人。
黃宗羲1610年出生在一個官僚家庭，他的父親黃尊素是萬曆年間進士，為東林黨人。黃尊素曾任明熹宗天啟監察禦史，因彈劾閹黨，被閹黨誣陷，冤死獄中。
1628年，年僅18歲的黃宗羲懷揣著鐵錐，千裏迢迢赴京為父親鳴冤。審訊閹黨黨人許顯純時，黃宗羲以鐵錐擊刺許顯純。審訊閹黨黨人李實之時，又以鐵錐刺李實。黃宗羲因此聲名四起，人稱“姚江黃孝子”，明思宗歎其為“忠臣孤子”。
黃宗羲遵從父親的遺命，拜晚明儒學殿軍劉宗周為師。同時，又苦讀史書，由明代《十三朝實錄》開始，進而遍讀“廿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