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創高峰——宋明理學2
儒學的集大成者朱熹
理學發展到南宋時期，終於迎來了一位集新儒學思想之大成的哲人，他就是南宋中期學術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一代名儒朱熹。
朱熹，小名沋郎，字元晦，號晦庵，漢族，祖籍南宋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出生於南劍州尤溪。
朱熹受教於父，他的父親朱鬆曾得充福建政和縣尉小官，攜全家赴任，後調任尤溪縣尉。朱熹降世不久，朱鬆升任朝廷秘書省正字職，但因反對秦檜主和，被逐出朝廷。
朱鬆回到福建建陽家中。朱熹隨父在建陽度過了他的童年。朱熹從小聰慧過人，且勤於思考，學習長進，8歲便能讀懂《孝經》。
入學跟從老師讀書，老師教他讀《孝經》，他看過一遍，就在書上寫道：“不能像這樣去做，就不能算作一個人！”
朱熹14歲時，父親去世，他從父命受學於父親的友人胡憲、劉勉之等。胡憲、劉勉之所授的皆為道學。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胡憲、劉勉之等皆屬後者。朱熹既熱衷於道學，同時於佛學也有濃厚興趣。
1148年， 經過科舉考試，朱熹進士及第，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薄，開始了仕途生涯。
1160年，朱熹31歲時，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專心儒學。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字“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理學這一套客觀唯心主義體係。
在宋金關係緊張之際，朱熹上奏皇上，提了三項建議：一是講求格物致知之學；二是罷黜和議；三是任用賢能。
朱熹的奏章獲得了宋孝宗的讚賞，他召見了朱熹。朱熹由此聲名鵲起，更為人所關注。
1167年，八月金秋，秋高氣爽，朱熹偕學生林用中、範念德從福建趕赴湘江畔的長沙城。一路上，朱熹一行無暇他顧，渡過湘江，趕往嶽麓書院，與張栻會講三月。
考慮到所討論的問題的重要性，朱熹和張栻決定采取會講的方式，公開辯論，以求得更大範圍的解惑。
會講的主要議題是“太極”和“中和”。朱張會講，盛況空前，學生多達千人之眾，其聲勢為全國之最，據說，嶽麓書院的走廊、庭院到處都是前來聽講的人群，他們騎來的馬匹，竟然將大門前水池中的水都喝幹了。
朱張會講，雙方你來我往，辨析質疑，議論風聲。會議持續三天，三天裏，許多重要的儒學概念，如“中和”、“太極”、“仁”，都在討論之列。
一人先立論陳述，另一人則指出其不足，前一人或辯駁，或補充，如此循環往複。會講妙語、妙論迭出，令聽者大呼過癮，並為之拍案叫絕。
會講中，朱熹接受了張栻的部分觀點，而張栻也接受了朱熹的部分觀點。這次會講對扭轉湖南學風起到了重大影響，從此後，湖南學者逐漸拋棄了急迫爭強好勝之風，開始注重涵養，心態日趨平正。
會講後，四方學生接踵而至，嶽麓書院地因人重，名揚天下，大批遊學的士子前來研習理學，自此之後，儒學才去短集長，臻於成熟。
1180年，張栻不幸離世，弟子轉投他人門下，書院一時寥落。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撫使，重整嶽麓書院，親自講學。嶽麓書院東山再起，再度繁榮。
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於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進行學術討論，是為著名的鵝湖之會。
鵝湖之會的討論中心是道德修養和“教人之法”，討論一開始，就充滿了十分激烈的氣勢。雙方你來我往，相互提問，相互詰問，此次辯論持續了三天，不分勝負。
雙方的差異主要在教人的方法上。朱熹的治學方法是“道問學”，通過格物致知，以博覽群書和觀察外物，來啟發心智。
而辯論的另一方陸九淵則主張“尊德性”，要“發明本心”，認為一味讀書窮理，不過如同蛆蟲吞食書本，對人認識自己的本心毫無裨益。可以說，雙方各有優勝之處，需要相互融通互補。
鵝湖之會雖無定論，朱熹和陸九淵的分歧也沒有彌合，但這種良性的學術互動，對理學發展卻產生了推動作用。
朱熹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為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係，稱為程朱理學。
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於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朱熹學說的最高範疇是“理”， 他認為“理”是宇宙萬事萬物的本原。理在天地之先就有了。有了“理”才生出天地，要是沒有理就沒有天地，也沒有人物，而“理”又是永恒不變的。
朱熹認為“理”相當於“道”，是無形的。“氣”也是“理”產生出來的；“氣”再生萬物。關於“理”與“氣”的關係，“理”在“氣”中，“氣”體現了“理”。“理”與“氣”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分不開的，故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朱熹所說的“理”相當於周敦頤所說的“太極”，朱熹認為天地之中有“太極”，萬物之中也有“太極”。這就是說，天地萬物都有“太極”，也即隻有一個“理”。他說： 太極隻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來說，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來說，則萬物中各有自己的太極。
即總的說來，天地萬物之“理”，就是“太極”，它本身隻有一個，但它又體現在天地之中，因此萬物之中也有它。
朱熹用 “一月映萬川”作比喻，形象地說明這個問題。他說“理”或者“太極”，就如天上的月亮一樣，隻有一個，但體現在萬事萬物之中，就像月亮映在無數江河湖泊裏一樣，到處都能看得見。
朱熹使儒家的倫理規範上升為宇宙之理，獲得了形而上學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他對“理”的宇宙本體地位從理論上展開了比其他宋代儒學更加精密的論證。
在二程思想的基礎上，朱熹進一步論證天理與人欲的問題。對於儒家的道統，朱熹解釋為要真正掌握恰到好處的道理，也就是要達到無過無不及。
朱熹肯定了了二程“性即理”的人性論，認為人性是先天賦予的，從這個角度看，人性是沒有不善的，但實際上人有善與不善的區別。 朱熹認為，其原因在於各人所稟受的“氣質”有清濁的不同，稟受其清者性善，稟受其濁者不善。
朱熹的哲學思想具有辯證法的因素，他看到了某些矛盾運動的現象，比如人的呼吸運動：如果隻往外呼氣而不吸氣，就會氣絕；如果隻吸氣，而不往外呼氣，也必然會阻塞。這就是矛盾雙方的相互依存。
朱熹也認識到事物有逐漸變化的規律，從而提出了陰陽互相消長的漸變說。他認為，任何形氣的變化都不是突然發生的。不是突然的前進，也不是突然的虧損。比如，平時經常見麵的人，並不會感覺到對方長得很快。
朱熹還把事物的發展分為“元亨利貞”四個階段。他以穀的生長為例說，萌芽是元階段，苗是亨的階段。穗是利的階段，結穀是貞的階段。然後穀子又能再萌芽，以至於循環無窮。他把發展歸結為無限的循環，從而墮入循環論。
朱熹的新儒學思想遠承孔孟，近學二程；同時吸收佛、老哲理方法，融入儒學，形成儒學思想的成熟理論形態。宋明理學發展到朱熹，已趨於成熟階段，此後便走向衰落和瓦解。
朱熹總結了以往唯心主義在與唯物主義作鬥爭時的經驗教訓，把我國的唯心主義哲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雖然在他以後，不乏優秀的唯心主義理學家，但從思想深度和高度來看，沒有人超過他。
在南宋以後，朱熹的理學成為各個封建王朝的禦用儒學思想，他所作的《四書集注》成為各朝開科取士的金科玉律。
《四書集注》是朱熹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所作的注，是朱熹哲學思想的重要代表作，也是宋明理學的權威性著作。該書既注重文字詮釋，更著重於義理的闡發，是以義理解經的代表作。
書中發揮了儒家傳統觀點，論述了道、理、性、命、心、誠、格物致知、仁義禮智等哲學範疇及其關係，體現了以理為最高範疇的哲學體係以及強調認識方法、修養方法、道德實踐的特點。
朱熹的學術思想對後來的一些學者產生了的重大影響，王夫之、顏元、李恭、戴震等，繼承和發展了他的“理”與“氣”、“道”與“器”、“致知”與“格物”、“天理”與“人欲”等的有關思想，開辟了清代的儒學風氣。
朱熹一生著作甚豐，且門類很多，《詩》、《書》、《易》、《禮》、《春秋》無不涉及，《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是其代表作。經學方麵的有《詩集傳》、《周易本義》、《易學啟蒙》、《孝經刊誤》等。史學方麵的有《資治通鑒綱目》、《八朝名臣言行錄》等。
他編纂的《伊洛淵源錄》、《近思錄》及《程氏遺書》、《程氏外書》《太極圖說解》、《通書解》等，可看作理學史著作的萌芽。
此外，朱熹的詩、奏章、書信、論著被彙編為《朱文公文集》，他的學生將他講學的問答編成《朱子語類》。
【旁注】
縣尉 我國古代地方職官名，與縣丞同為古時縣令（或縣長）的首要輔佐官吏，權責一般包括抓捕賊盜、維護治安等“武職”。縣尉的設置始於秦漢。依縣之大小，縣尉的數量不一。大縣一般有兩個縣尉。
秘書省 古代官署名，又名蘭台、麟台，東漢桓帝始置秘書監一官，掌管圖籍，先屬太常寺。三國魏時曾屬少府。南朝梁後改為省，置監、丞等官；唐代秘書省曾改稱蘭台、麟台。元代並入翰林國史院，明代時歸屬翰林院。
嶽麓書院 我國古代著名四大書院之一，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辦學的基礎上，正式創立嶽麓書院。之後，曆經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緒二十九年，即1903年改為湖南高等學堂。
張栻 南宋中興名相張浚之子，著名理學家和教育家，湖湘學派集大成者。與朱熹、呂祖謙齊名，時稱“東南三賢”。官至右文殿修撰。著有《南軒集》。
格物致知 我國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是儒家專門研究物理的學科，源於《禮記·大學》。但《大學》文中隻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卻未在其後作出任何解釋，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對此解釋，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義成為儒學思想的難解之謎。
道統 指原道德傳承脈絡。原道，也稱天道。天道的傳播脈絡，起源於黃帝。天道心法古代是依靠心傳，曆經公元前兩千年的心傳後，隻留心法不見心傳，從老子而分支形成了兩隻古老的思想體係，即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大學》 儒家經典《四書》之一，《大學》原是《禮記》第四十二篇，內文的撰成約在戰國末期至西漢之間，相傳為孔子的弟子曾子所作。宋代程顥、程頤曾分別將它從《禮記》中抽出來加以改編，使之獨立成篇。朱熹將它和《論語》、《孟子》、《中庸》合編為《四書》。
《孝經》 古代儒家的倫理學著作。傳說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時已有人懷疑是出於後人附會。《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該書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遺言”，成書於秦漢之際。自西漢至魏晉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孝經》以孝為中心，比較集中地闡述了儒家的倫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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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個虛懷若穀之人，具有博大的胸懷，對於異己之見，能夠吸收，對於對手，也能做到尊重接納。鵝湖之會五年後，朱熹任職南康軍，重修白鹿書院後，邀請陸九淵前去講學，陸九淵的講學非常成功，很多人都當場落淚，朱熹也很受感動，命令門人將陸九淵的講稿刻在石碑上，並親自作跋，讚揚他講得透徹明白，切中學者心病，令聽者倏然心動，並表示自愧不如。
理學家呂祖謙對這次講學也非常關注，他給朱熹寫信詢問陸九淵跟鵝湖之會時相比，觀點是否有所改變。朱熹欣然回信。從信中可知，盡管二人仍然存在很大的“門戶之見”，但彼此已能坦誠相待，從善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