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創高峰——宋明理學1
由於舊有儒學缺乏理論性、思辨性，使其在發展過程中，不能完全滿足需要，麵臨諸多挑戰。為彌補其不足，在發展到宋明時期，儒學逐漸吸收了道教、佛教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學，稱其為理學。理學更富思辨性、哲理性，從更高的層次上把握了自然與人的關係，使儒學更加成熟。
在我國哲學思想史上，宋明理學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宋明理學以孔孟之道的儒學為主幹，還多方吸收了道家、佛家的思想精華，建構了融通天、地、人的精致哲學體係，使中華民族的哲學思維水準達到了空前而全新的境界。在建構這個精致哲學體係的過程中，湧現了眾多精通儒學的大師，他們為新儒學的產生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理學的三位先驅人物
北宋初期的胡瑗、孫複、石介是理學的先驅人物，他們以講學授徒的方式，為理學準備了人才。在他們的推動下，形成了一代新的學風。
胡瑗，字翼之，江蘇泰州如皋人，因世居陝西路安定堡，又稱其為安定先生。胡瑗家族世代顯赫，始祖胡遵為晉車騎將軍，後裔中曾有過兩位皇後和太後，另有三公九卿及將軍、太守10餘人。
家境從胡瑗的父親時開始改變，胡瑗的父親胡訥曾任寧海軍節度推官，這個官職在當時屬於下等官吏，俸祿較少，胡瑗一家最後竟然步入了“家貧無以自給”的境地。
據說，胡瑗自幼聰穎好學，7歲時就能做文章，13歲時就通五經，被左右鄉鄰視為奇才，鄉鄰們經常對胡訥說：“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胡瑗讀書勤奮，好學上進，且誌向遠大，常以聖賢自任。
由於家境衰微，胡瑗早年並未受過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後才與孫複、石介等人到山東泰山棲真觀求學深造。胡瑗心誌遠大，十年不歸，潛心研習聖賢經典。
據說，他為了不讓心智受到幹擾，每當拆開家書，見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澗不再展讀。在此期間，他“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刻苦鑽研學問，為以後從事教育打下堅實基礎。
30多歲時，胡瑗從山東回到家鄉參加科舉考試，令人意外的是，7次應考都沒有考中。40歲時胡瑗決定放棄科考，返回泰州城，在華佗廟旁經武祠辦起了一所書院，並以祖籍安定立名，稱安定書院。
1034年，42歲的胡瑗開始在蘇州一帶設學講授儒家經術。胡瑗言傳身教，教學的內容完全是正統的儒家學說，他集教學理論、實踐和改革於一身，他確立了培養“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糾正了朝廷取仕時的弊病，要求德、智、體、樂全麵觀察。
胡瑗實施分科教學，推廣普及教育；嚴格校規，言傳身教；注重學生的社會實踐及創立了高校寄宿製度。
他培育出的學生恭謹仁愛，培養的人才都是儒家學說的繼承人。胡瑗的教學方法被官方總結為蘇湖教法。蘇湖教法最終得以在全國推行。
胡瑗的教育目的並不單純在於通曉儒學經義，而重在矯正時弊，恢複儒學真傳，他培育的人才直接為儒學複興、宋代理學的建立做了最為重要、最為基本的人才準備。
胡瑗著有《鬆滋縣學記》、《周易口義》、《洪範口義》、《論語說》和《春秋口義》等。
孫複，字明複，號富春，晉州平陽人。因長期居泰山講學，人稱“泰山先生”。孫複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離世，家境貧寒，但他卻力學不輟，飽讀六經。
孫複科舉屢試不第，未能任官。32歲後退居泰山，專心於講學授徒。孫複一心研究周、孔之道，他對儒學有一種危機意識，認為隋唐以來文人追求浮詞豔句，拋棄了儒學根本，導致儒學一蹶不振。
他整理出一個儒學傳遞的道統：從孔子到孟子、荀子、揚雄，再到董仲舒，儒學一脈相傳，其中董仲舒對於複興儒學功勞最大。
孫複的道統之說抬高了儒士的社會地位，對皇權專製構成有力的製約。這是理學在興起之初最有價值和富有進步意義的。雖然，這種道德說教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皇權至上的壟斷性，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對帝王的胡作非為起到了阻礙作用，有利於百姓的安居樂業。
為恢複正統儒學，孫複重新解讀了《春秋》、《周易》的本意，闡明了聖賢的理論主張，他認為《春秋》微言大義已被淹沒，遂著《春秋尊王發微》，從《春秋》字裏行間精心發掘出孔子尊奉王命的苦心孤詣。
孫複認為孔子在編著《春秋》時使用的“春秋筆法”，目的是區別邪正，分別天子、諸侯等級，他深為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麵而憤慨。對於藐視天子權威者口誅筆伐，表現出恢複和維護封建等級的強烈願望。
在泰山講學時期，孫複貧窮不堪，又得不到資助，但孫複不以生計為意，安貧樂道，仍聚書滿室，與群弟子講求儒道，而且樂此不疲。其門下出了很多賢良之士，如：石介、文彥博、範純仁等。
石介，字守道，號徂徠，兗州奉符人。青年時的石介清高自傲，勤奮好學，1030年，二十六歲的石介進士及第，授將仕郎、鄆州觀察推官。1035年冬，石介創建泰山書院。
石介和孫複、胡瑗提倡“以仁義禮樂為學”，與二人並稱“宋初三先生”，強調“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從儒家立場反對佛教、道教，極力標榜王權，為宋初加強中央集權提供論據。
對於隋唐以來重詞賦的文風，石介極力反對。他把文章之弊與佛、老之害並列，指出佛同神仙一樣為虛無，同黃金術一樣虛幻而不可求，他說：
天地間必然無有者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貴與一人，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求之莫不得也。
石介主張文章必須為儒家的道統服務。曾作《怪說》等文，抨擊宋初浮華文風。石介還用“道”、“氣”的概念解釋世界：
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有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窮、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
道或理和氣形成了後來理學理論體係中最根本概念。石介初步勾畫了道和氣的一個輪廓；道是高級的、主動的原則，是完美的、普遍的精神實體；氣則是低級的，被動的、缺欠的物質性的東西。
與此有關，石介還提出“性”和“理”的學說。性、情問題是宋代道學家談得最多的中心問題之一，其總的傾向是把情等同於人欲，而要求以道或理來統馭情欲。石介的論點雖然還隻是萌芽，但與其後的理學思想體係是一脈相通的。
石介論史，以複古為則，開宋代理學家曆史觀的先河，但同時他也重視“運”和“氣”在曆史上的作用。他說：
聖人乘氣，運氣。天地間有正氣，有邪氣。聖人生，乘天地正氣，則為真運。運氣正，天地萬物無不正者矣。
“運”、“氣”和聖人的出現都帶有很神秘的意味，不是人為的努力所能左右的，在石介之後，理學大家邵雍和朱熹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釋了“運”、“氣”的關係，並提出新的見解。
總體上看，北宋這三位理學的先驅人物都有複興儒學的決心，並付諸了行動。他們以講學的方式宣揚儒學，開辟複興儒學。雖然他們沒有建立起一套嚴密的邏輯體係，但他們廣收弟子，大開講學之風，把自己的思想傾向傳遞於各個階層的人物，為新儒學的產生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旁注】
車騎將軍 我國古代的高級將軍官名。地位次於大將軍及驃騎將軍，而在衛將軍及前、後、左、右將軍之上。漢時，車騎將軍主要掌管征伐背叛，有戰事時乃拜官出征，事成之後便罷官。東漢末年開始成為常設的將軍官名，唐朝之後廢除。
華佗 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字元化，安徽亳州人。華佗與董奉、張仲景並稱為“建安三神醫”。華佗鑽研醫術而不求仕途，其醫術全麵，尤其擅長外科，精於手術，被後人稱為“外科聖手”、“外科鼻祖”。行醫足跡遍及安徽、河南、山東、江蘇等地。
六經 六部儒家經典，始見於《莊子·天運篇》，是指經過孔子整理而傳授的六部先秦古藉，分別是：《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其中《樂經》已失傳，所以通常稱“五經”。
及第 指科舉考試應試中選，因榜上題名有甲乙次第，故名及第。隋唐時隻用於考中進士，明清殿試之一甲三名稱賜進士及第，另外也分別有狀元及第、榜眼及第、探花及第等稱謂。
道教 又名道家、黃老、老氏與玄門等，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固有宗教。道教以“道”為最高信仰，追求自然和諧、國家太平、社會安定、家庭和睦，充分反映了國人的精神生活、宗教意識和信仰心理。對我國的學術思想、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倫理道德等方麵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邵雍 北宋哲學家、易學家，漢族，字堯夫，諡號康節，自號安樂先生、伊川翁，後人稱百源先生。河北涿縣人。邵雍創“先天學”，以為萬物皆由“太極”演化而成。著有《觀物篇》、《先天圖》、《伊川擊壤集》、《皇極經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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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頤是宋代理學重要代表人物，他與理學先驅人物胡瑗一見如故，交往密切，他們探求義理的思想一脈相承，二人對唐代以後注重文詞而拋棄孔孟思想精髓的做法都感到憤慨，認為這樣做，與達到對道的認識這一目的背道而馳。
程頤和胡瑗二人都主張求道需要從自身探求，隻有這樣才能像顏回一樣成為聖賢的弟子。胡瑗的思想對程頤的影響很大，程頤講《易》，就吸收了胡瑗的許多觀點，從胡瑗到程頤，是宋代理學發生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
理學開山鼻祖周敦頤
儒學在漢代被確立為正統地位後，經曆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和隋、唐代的演變。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玄學的興起、佛教的輸入、道教的勃興及波斯、希臘文化的摻入，儒學的正統地位受到嚴重挑戰。
我國在北宋時期結束了分裂割據局麵，重建一統。這時的儒學以儒家綱常倫理為核心內容，以精巧的哲學學說為理論基礎，吸取佛、老思想營養，建立起了唯心主義理學。而北宋時期理學開山鼻祖，就是當時的著名哲學家周敦頤。
周敦頤自幼聰慧，喜愛讀書，在家鄉道州營道地方頗有名氣，人們都說他誌趣高遠，博學力行，有古人之風。
由於涉獵廣泛，周敦頤接觸到許多不同種類的思想。從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一直到漢代才傳入的印度佛家，他都有所涉獵，這為他而後精研古代奇書《易經》創立先天宇宙論思想奠定了基礎。
在父親病逝後，周敦頤隨同母親投靠衡陽舅父鄭向。鄭向為龍圖閣直學士。後來，鄭向調任兩浙轉運使，周敦頤同母親隨遷潤州丹徒縣。
周敦頤仁義孝順，深得舅父鄭向的喜愛。因舅父的關係，周敦頤被準試做監主薄。在任職期間，他盡心竭力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政績，深得百姓擁戴。
由於盡職盡責，深得民心，在試做監主薄以後，周敦頤曆任州縣地方官吏。後來，出任南安司理參軍。第二年，南安有一囚犯，法不當死，而轉運使王逵卻決定嚴加處理。
眾官雖覺不當，但他們懾於王逵的權勢，不敢出麵講話，周敦頤卻據理力爭，堅決要求按照律法處理。
王逵不作理會，周敦頤便棄官而去，氣忿地說：“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