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思潮——兩漢儒學
戰國時期，思想文化空前活躍，各種思想流派百家爭鳴，其中儒學得到了快速發展。秦代，隨著封建國家的統一，中央集權製成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統治形式。為了利於管理，秦始皇下令焚書坑儒，全國實行法家式管理。進入漢代，漢代統治者努力尋找有利於其統治的思想體係，儒學漸漸被推倒了曆史舞台中心。
董仲舒“天人三策”全麵論述了以儒家禮治思想作為治國根本策略的必要性，並設計了儒學複興的具體途徑，此後，儒學逐漸與漢代政治結合，成為社會的主要思潮，也成為維護君權的理論支持。
董仲舒提出公羊學理論
漢初，黃老思想占統治地位，其清靜無為的思想有利於緩和階級矛盾，治療戰爭創傷。漢武帝時期，國內經濟繁榮，政治統一，這種社會狀況急需建立一種與其適應的思想體係。儒學就是在這樣情況下被推倒了曆史舞台。
大約在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詔賢良文學之士，並由他親自策問。在征召策問中，一代大儒董仲舒受到了漢武帝的親自接見。
董仲舒約生於公元前179年，對儒學頗有研究。董仲舒的弟子眾多，據說，有的弟子甚至沒有見過他的麵。
在策問中，漢武帝先後以天命、帝王之道及治世之道為題進行策問。董仲舒一一進行了回答，這三個對策，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在第一次策問中，漢武帝詢問：怎樣才能得到天帝的授權？
董仲舒對這個問題曾經進行過深入的考慮，他在奏章把自然的發展變化和上天的意誌合為一體，把皇權統治和天的意誌結合起來。
董仲舒在奏章的一開頭就說，上天總是將自己的意誌體現於人世間。隨後，他又把儒家的一套重複了一遍，並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他建議漢武帝廣設學堂，在國都設立太學進行教育，在縣邑設立縣學、鄉學實施教化，用仁來教育人民，用義來感化人民，用禮來節製人民。
奏章中，董仲舒一再向漢武帝表明，要想大治天下，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必須首先從思想上改變，使全國上下在思想上達到統一，這才有大一統的希望。
漢武帝看到董仲舒的對策，感到十分驚奇，他異常高興，因為終於發現了最適合自己的思想基礎。他對董仲舒十分滿意，十分欣賞他的才幹。
第二次策問，漢武帝就古代帝王的“勞”與“逸”的問題，“奢”與“儉”的問題，還有“質樸”和“雕琢”的問題進行策問。
實質上漢武帝提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國君治理國家是“有為而治”，還是要“無為而治”，到底哪一個更正確。
對此，董仲舒在奏章中，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觀點。字裏行間無處不充溢著孔孟的儒家思想。最後得出結論說：“由此看來，帝王治國的道理是一致的，然而之所以有‘勞’和‘逸’之分，主要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的緣故。”
君王的“勞”和“逸”是因為時境的變化。對於“奢”和“儉”的問題，他引用孔子的話回答說：“所以孔子說：‘奢則不遜，儉則固。’”用以說明“儉”是自古治國的一項重要原則，對國家的興亡有著深遠的意義。
董仲舒用大量篇幅向漢武帝建議實行有為的政策。他認為曆史上有為的帝王能做到“有為而治”的話，便天下升平；相反，如果做不到的話，便會天下大亂。而能做到有為的帝王，正是與儒家的主張相符合的；不能做到的帝王，則與儒家的主張相背離。
這樣，董仲舒就又一次把儒家思想灌輸給了漢武帝。董仲舒的尊儒興教的主張漸漸贏得了漢武帝的充分信任。
第三次策問，漢武帝是就治世之道進行策問的。在第三次策問中，董仲舒在奏章的末尾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教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辟邪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其思想的核心是“大一統”，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去除。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
董仲舒認為大一統天經地義，不可改變，隻有了統一的思想，才可以製定統一的法製、號令，因此，不利於統一的思想，都必須要加以禁止，然後才能上下一致，保證法製號令、規章製度的暢行。
在三次策問中，董仲舒既回答了皇帝的提問，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麵對董仲舒的回答，漢武帝十分滿意。他決定按照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由此進行了一係列改革措施。
董仲舒的這種“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在《春秋公羊傳》中有明顯的體現。《春秋公羊傳》簡稱《公羊傳》，又稱《公羊春秋》，相傳是子夏的弟子公羊高所傳，至漢景帝時其後人著於竹帛，寫成文本。
該書以發明《春秋》的微言大義為主，在闡釋經義時大加發揮，以經典的闡釋來解決現實問題。《公羊傳》提倡大一統，主張尊奉王室，維護統一。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係，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對當時社會所提出的一係列哲學、政治、社會、曆史問題，給予了較為係統的回答。
在以董仲舒為首的儒學家的大力推動和影響下，漢武帝獨尊儒術，他所重用的董仲舒、公孫弘等人的學術淵源都出自齊地，屬於齊學係統，而且他們都是《公羊傳》專家，以致公羊學極為興盛，影響巨大。
【旁注】
黃老思想 我國戰國時的哲學、政治思想流派。傳說創始人為黃帝和老子，故名黃老思想。黃老之學始於戰國盛於西漢，假托黃帝和老子的思想，實際上為道家和法家思想結合，並兼采陰陽、儒、墨等諸家觀點而成。黃老之學繼承、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在漢初產生了一定影響。
策問 漢代的一種授官製度，也是一種文體。漢代被舉薦的吏民是經過皇帝“策問”後按才能高下授官。有所謂“對策”和“射策”。“對策”是將政事或經義方麵的問題寫在簡策上，發給應舉者作答；射策則類似抽簽考試，由應舉者用矢投射，並解釋射中的疑難問題。後來，“策問”的形式定型了，後世把它看成一種文體格式。
奏章 古代臣屬向帝王進言陳事的文書。宋朝學者歐陽修《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有：“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
《春秋》 相傳是由孔子修訂的魯國的編年史。儒家典籍之一，被列為“五經”之一。語言簡練且暗含褒貶之意，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後來出現很多對《春秋》所記載的曆史進行詳細記錄的“傳”，較為有名的是被稱為“春秋三傳”的《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
竹帛 竹簡和白絹。竹簡是戰國至魏晉時代的書寫材料，是在削製成的狹長竹片上用毛筆墨書。白絹是一種白色的薄型絲織品。古代初無紙，用竹帛書寫文字。
陰陽家 流行於戰國末期到漢初的一種思想學派，齊人鄒衍是其代表人物。《史記》稱其：“深觀陰陽消息，而作迂怪之變。”《呂氏春秋》則直接受到鄒衍學說的影響。鄒衍的陰陽家思想表現在將自古以來的數術思想與陰陽五行學說相結合，並試圖進一步的發展，用來建構宇宙形式，闡釋自然現象的成因及其變化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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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在30歲時，開始招收了大批學生，精心講授儒學。他講學時，在課堂上掛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裏麵講，學生在帷幔外麵聽。同時，他還經常叫他的得意門生呂步舒等轉相傳授。這樣，很多人跟他學了多年，甚至沒有跟他見過麵。
通過講學，董仲舒為漢王朝培養了很多人才，他的學生後來有的當了諸侯王國的國相，有的成了長吏。由於董仲舒廣招門生，宣揚儒家經典，他的聲譽也日益傳播，在漢景帝時當了博士，掌管經學講授。
董仲舒創立漢代新儒學
董仲舒根據《公羊春秋》的記載，提出了“大一統”論。他在《天人三策》中說：“《春秋》所主張的大一統，是天地的常理，適合古今任何時代的道理。”
“大一統”既然是宇宙間最一般的法則，那麼封建王朝當然要遵循。這就是董仲舒所要設立的政治哲學的核心。他根據“大一統”的普遍法則，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統”的論點。
隻有思想統一才能有統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為的準則，這樣才能維護與鞏固政治的統一。隻有政治統一了才能長治久安。當時漢代的政治是統一了，但不穩固。統一思想成了大一統的關鍵。於是，董仲舒多次強調要用孔子儒學統一天下的思想。
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統的建議之後，施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在漢代思想界樹起了儒學的權威，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經學以及經學傳統。漢代立五經博士，明經取士，形成經學思潮，董仲舒被視為“儒者宗”。
在三次與漢武帝對策後，董仲舒被漢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劉非那裏當國相。劉非是武帝的哥哥，是個粗暴、蠻橫的武夫。但因為董仲舒當時聲望很高，是舉國知名的大儒，所以劉非對董仲舒非常尊重。
劉非希望董仲舒要象管仲輔助齊桓公一樣來輔助自己，以篡奪中央政權。但董仲舒是主張“大一統”的，因此，對於劉非的請求，他借古喻今進行了規勸，指出“仁人，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了匡扶正義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明確了解自己的道義準則而不貪圖功勞。”暗示劉非不要稱霸。
董仲舒借“天人感應”來說明對國家管理。他把《春秋》中所記載的自然現象，都用來解釋社會政治衰敗的結症。
他認為，人君為政應“法天”行“德政”，“為政而宜於民”，否則，“天”就會降下種種“災異”以“譴告”人君。如果這時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會使人君失去天下。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借用“天”來戒懼皇帝，限製皇權，使之自斂。他為什麼要采用“天人感應”的形式來戒懼皇帝呢？因為，西漢時期社會科學水平低，天命論在人們思想中的影響極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來限製皇帝個人的私欲。
從這方麵看，董仲舒“天人感應”的思想限製了皇帝的私欲和權力，為整個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意義是深遠的。
為了加強封建統治階級專政，防止社會進一步動亂，防止農民起義。董仲舒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提倡德治，革除秦朝時的弊政，進行“更化”。
董仲舒的“更化”思想，是以儒家的禮義仁德來限製對人民剝削，維持和鞏固漢王朝統治階級專政。他提出：實行禮義，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理為主，重視“教化”，主張用仁德代替嚴刑。
董仲舒甚至把“德治”視為鞏固封建統治的基本治國原則。他上疏漢武帝：作為帝王應該秉承上天的意思行事，因此，應該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
漢武帝建元六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長陵高園殿、遼東高廟發生了大火，董仲舒認為這是宣揚天人感應的好機會，於是帶病堅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兩次火災說明上天已經對漢武帝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