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很多人對保甲製度的實施效果持樂觀的態度。有人這樣勾畫保甲組織的理想模式：每一保由一千戶組成，其中每十家立一牌長，每十牌立一甲長，十甲即一千戶立一保長。每戶發給一張印牌，上麵寫明本戶丁口、從業狀況。
戶內有人外出或者有客來訪都要注明行蹤，牌頭、甲長等平日對這些情況進行稽查，如有可疑之人立即上報保長、地方官處理。各戶之間聯名作保，一家犯罪，其他各戶依律連坐。
通過推行保甲製度，以保甲為目，以牌頭、甲長、保長乃至各級地方官吏為綱，就可以把全國百姓組織起來，使之互相監督，防患於未然。
雍正在全國實施“攤丁入畝”的賦役改革後，農民從嚴重束縛人身的丁戶編審中解脫出來，有了較多的流動遷徙和從事其他職業的自由。
1726年，直隸總督李紱提出，實行“攤丁入畝”以後，5年編審一次已經失去存在的意義，應當停止編審。這是清代重要大臣首次提出以保甲清查戶口，編造冊籍。
雍正帝令吏部研究李紱的建議，吏部重申保甲製度，議定民間懲勸之法。在一係列法令的推動下，加之各級朝廷機構具有較高的行政效能，雍正朝保甲的編查對象不斷擴大，保甲法逐漸推行於全國。
乾隆時期，保甲製度的內容所指更清楚表明門牌製度必須反映人口的遷徙情況。
門牌的冊文中還規定，“如有遷徙，生故、婚嫁增減，隨時添注塗改，並告知牌、甲、裏長，於冊內注改以憑”，門牌製度與保甲法的內容完全一致，通過門牌製度保證保甲法的執行。門牌的內容反映了戶口的可遷性。
乾隆以後的保甲法還規定：
客民注籍縣分，必須兼注府名、直隸州名。緣天下州縣同名者及音同字不同者甚多，又一字而土音不同，字非習用，人不識者，單注縣名，頗有舛誤。
戶口管理中出現的這些新問題表明，人口的遷徙已遠遠超出了本府本省的範圍。
隨著有大量人口向邊遠地區遷徙，遊民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資源，促成了社會的繁榮。朝廷為獲得戶口實報，於1740年正式宣布在全國推廣以保甲組織統計戶口及穀數。
朝廷議定：
直省各州縣設立保甲門牌，土著流寓原有冊籍可稽，若除去流寓，將土著造報，既可得其實報。應令督撫於每年十一月將戶口數與穀數一並造報。
1757年，清朝全麵整頓保甲，並於兩年後議準保甲條例15條，規定不但一般原住居民編為保甲，凡紳衿之家，流動人口、寺觀僧道等，俱在保甲編查之列，並明確規定全國統一以保甲組織作為戶籍統計管理係統。至此，清代實施的保甲製又發揮出新的社會功能。
[旁注]
多爾袞 （1612年～1650年），愛新覺羅·多爾袞，清代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他是確立清初政權及清廷各項政策的最重要的決策者。
清世祖 （1638年～1661年），愛新覺羅·福臨。清朝第三位皇帝，清入關後的第一位皇帝。在位期間，重用漢臣，澄清吏治，注重農業生產，在各方麵取得了很大成就。
李紱 （1675年～1750年），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縣人。清代著名政治家、理學家和詩文家。乾隆初起授戶部侍郎。治理學宗陸王，被梁啟超譽為“陸王派之最後一人”。著有《穆堂類稿》、《陸子學譜》、《陽明學錄》、《八旗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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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時期，由於人口管理更具開放性，廣大農民常常進行遠距離遷徙。
文獻記載的大量事實證明，在乾隆時期，僅荊襄一帶就有湖廣、四川、陝西、廣東、安徽、貴州數省之人到此安家落戶，直隸山東之人遠徙吉林、黑龍江。直隸、山西、陝西之人遠徙蒙古地方，閩粵之人渡海開發台灣。人口的合法遷徙促進了邊疆地區的開發。
乾隆皇帝晚年十分得意地說，“小民皆得開墾邊外地土，借以暫謀衣食”，這清楚地表明這一時期戶口的開放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