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四公子 戰國末期，秦國越來越強大，各諸侯國貴族為了對付秦國的入侵和挽救本國的滅亡，竭力網羅人才。當時，以養“士”著稱的有魏國的信陵君、齊國的孟嚐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因其4人都是王公貴族，時人稱之為“戰國四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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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記錄了黃帝“合符釜山”的傳說。
相傳黃帝曾召集諸侯在釜山這個地方朝會，以相當於現代的護照和通行證件“符契”，驗合各諸侯的身份。
東漢史學家班固在《白虎通·瑞贄》中說，舜即位之初，“見四方諸侯，合符信。”“符”是古代的一種交通憑證，多以金、玉、竹、木等製成，上麵刻寫文字，分為兩半，使用時以兩半相合為驗，這就是“合符”。
史籍的記載，反映了文明代初期期資訊傳遞方式的進步。
秦漢郵驛製度化
秦漢大一統國家形成之後，郵驛體製較為健全。秦漢時期郵驛的主要特點，是製度得以確立，效率有所提高。
驛傳係統越來越完備，使臣出行、官員往來、政令頒布和文書傳遞，安全與效率都得到保證。這一時期有關驛傳的法律，比如睡虎地秦簡中的相關規定，對後世有深遠影響。
秦王朝完善了全國範圍的交通和通信網絡。秦代的郵驛統一了稱呼。秦代把以前的“遽”、“馹”、“置”等不同名目統一稱呼為“郵”。從此，“郵”便成為通信係統的專有名詞。
秦王朝將通信工作納入法律範圍加以規範。睡虎地秦簡《行書律》規定，文書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為急行文書；另一類為普通文書。急行文書包括皇帝詔書，必須立即傳達，不能有片刻稽留。普通文書也規定當日送出，不許積壓。
秦代時郵傳事務的傳遞者，身份更為低下，已經不再由士以上的官吏擔任，而轉用民間役夫。秦時特別重要的文書，規定由特殊的人員傳送，而且所經之處，任何人不得阻攔。
為了保證途中不泄密，秦王朝作出若幹法律規定。比如：不同的文件由不同的文字書寫，簡冊用大篆小篆，符傳用刻符，印璽用繆篆，幡書用鳥書，公府文書用隸書等。這些規定，有效地防止了文書的偽造。
秦代的通信幹線貫通東西南北，朝廷源源不斷接到各地的情況通報，秦始皇每天要閱批的奏章竹簡就重達60千克。靠此有效的通信係統，鞏固中央集權製度。
漢代郵驛製度有了更大的發展。漢高祖劉邦建漢之初，高度重視郵傳事業。建國伊始，便抓緊對戰爭時遭破壞的郵驛設施的進行恢複。
西漢王朝的鞏固，也得力於郵傳的便利。比如後來英布叛亂時，英布手下將領賁赫“乘傳”至長安，及時向漢高祖報告情況，使漢高祖得以及時平定叛亂。
漢代時郵傳還用於國防。邊防上一些重要緊急文書，都是靠郵傳遞送的。漢武帝時大將李陵北征，兵達受降城，他馬上通過郵傳給武帝上書報告。
東漢時，在西北的郵驛十分發達，出現了“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華局麵。
兩漢朝廷都高度重視郵傳事業。官職職能設立，有許多是和郵驛製度直接關聯的。比如，少府中的尚書令和符節令，專管朝廷公文和符節的分發和管理；大鴻臚，兼管郵使的接待；禦史大夫也兼管郵傳，對郵傳使者的憑證進行監察。
和郵傳關係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衛尉，其屬下有一官員叫“公車司馬令”，負責接待由傳車征召來上書的民間賢士，所以又叫“公車上書”。三公中的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郵驛，負責郵驛規章製度的製訂和一般管理。
漢代的地方郵驛管理也比前代更加規範。郵驛係統由州、郡、縣三級管理。郡太守府裏最受重視的一個官吏便是“督郵”。他不僅主管郵書，還兼管督察官員，是個實權官吏。
漢代郵傳製度的最大進步是驛和郵的分流。這時，前代盛行的車傳已經逐漸被淘汰了，騎傳成為長途通信的主要方式。
漢文帝時期，朝廷把原來稱為“郵”的郵傳設施，改稱為“置”。“置”意思是根據測量出來的遠近來設置辦公機構，實際上是郵傳信使的中途休息站。
大約在漢武帝稍後，出現了“驛”，也就是輕便的單騎傳遞。而這種以馬騎為主的信遞方式，便以“驛”正式命名。
至於原來的“傳”，這時大多表示國家招待所的意思。後來幹脆稱為“傳舍”，變成專門迎送過往官員、提供飲食車馬的場所。驛加上傳，往往合稱為“驛傳”或“驛置”。
漢代的緊急和重要公文都由驛置來傳運。驛置備有輕車快馬，傳遞快捷。驛與驛之間的距離一般為15千米，又稱為“一置”。驛置預先備好車馬，隨時供兼程來往的驛使使用。
除以馬傳為主的“驛置”外，漢代時還有一種短途的步行傳書方式，稱為“郵”，這種短途步行投遞書信的機構，稱為“郵亭”。亭，也作為步傳信使的轉運和休息站。當時，郵亭的通信業務是大量的，這種步傳通常是接力運遞。
漢代的亭並不全是負責郵傳任務的。兼管郵務的亭，一般在交通要道沿線，內有專門負責傳書的“郵人”。而秦漢時期大部分的亭則是地方基層單位。漢高祖劉邦曾出任過泗上亭長，就屬於這種普通的亭。
漢代的郵傳與前期一樣，也主要是官郵。漢代沒有合法的私郵製度，私人之間通信聯係相當困難。官員互相之間的通信聯係，往往借助自己的權勢，通過官郵係統來進行。
至於那時的普通百姓，通信就更為困難。他們即使要用書信向朝廷反映情況，也不可能通過官郵進行，隻有當事人通過“公車上書”，專程到京。漢武帝時名臣朱買臣就是通過這一途徑晉見漢武帝的。
漢代隻有一種人擁有私郵設置，那就是一些有權有勢的“諸侯王”。西漢初年，有不少同姓王曾設立自己的私人通信網。淮南王劉安手下便有不少賓客，為他收集各地情報，自組一套通信係統。
不過私郵的情況不是普遍的，一旦割據局麵結束，皇權加強，這些臨時性的私驛也就銷聲匿跡了。
兩漢的官郵製度很嚴格。郵亭的來往文書要登記造冊，稱為“郵書簿”。來往郵路上的驛使或郵差有一定的服色，他們要頭戴紅頭巾，臂著紅色套袖，身背赤白囊，在驛路上奔馳起來十分醒目，有利於對專職郵使的識別。
漢代通信關禁製度很嚴，沿驛路出入關口，都要符信。在漢代又叫“過所”，是驛者和行人的身份證明和通行許可證。在秦代時本為木製，《古今注》說：“長5寸，書符信於上”，用板封上，再蓋以禦史的印章。
漢代還有另一種以繒帛製成的符傳，用兩條書帛，過所驛者和檢查者各持其一，對合後方可過關。
漢代的軍事通信，通常是烽火通信和郵驛通信並舉。兩漢時期有著發達的烽火通信設施。這些設施分布長達兩萬多裏，形成一道堅固的北境城防。
漢代烽火通信比較成熟，已有比較明確的規則，當時稱為“品約”。品約通常由郡一級的地方機關製訂。
品約規定，按敵情不同，把情報分為五品，即5個等級：敵人在10人以下者稱為“一品”，情況不十分緊急；敵人10人以上約500人以下者稱為“二品”，情況稍急；敵人有千人以上而且入塞者稱為“三品”，情況更為緊急；敵人千人以上而且攻打亭障者稱為“四品”、“五品”，情況至為緊急。敵情的不同級別，有不同的舉報烽火的信號。
除上述規定外，尚有一些其他規定。如規定，敵人入塞，舉放烽火時，所有邊亭負責尉吏都必須到位，並及時將敵人進攻人數和到達部位，報告上級都尉府。
若遇大風大雨，施放煙火不成，則必須及時派出快馬“亟傳檄台，人走馬馳”，報告上級。若敵情萬分危急，或敵已攻下烽火亭障，該亭不能按時舉火，則應由相鄰亭台點火，依次通報下麵的烽火台。
軍事機構之間的通信使者，一般由戍卒擔任。他們有時作為烽火通信的補充：當天陰雨濕烽火一時不能燃起時，軍方便立即派出飛騎或快跑步遞向兄弟堡壘傳遞情報。
郵驛製度根據輕重緩急的不同情況，規定信件的投遞方式。“以郵行”就是步遞，“馳行”是快馬急傳的文件。這些規定都在郵件的封麵上明白寫清。可以看出，漢代的郵遞製度已經有了嚴格的程式。
漢時對公文信件的收發規定是很嚴格的，若投遞轉送中有失誤，要負法律責任。如果限製書到的日期，假如按期不到，則應受到法律的處罰。
綜上所述，秦漢時期的各種通信，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製度，它保證了公文發放的及時，從而維護了朝廷政策的有效施行。
[旁注]
睡虎地秦簡 即睡虎地秦墓竹簡，又稱雲夢秦簡，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簡。其內容主要是秦朝時的法律製度、行政文書、醫學著作以及關於吉凶時日的占書，為研究秦帝國發展曆史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漢高祖劉邦 （公元前256～公元前195年）。漢代開國皇帝，諡號“高皇帝”。我國曆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戰略家。漢民族和漢文化偉大的開拓者，對漢民族的發展，對中國的統一和強大，以及漢文化的保護發揚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漢文帝 （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57年），漢代第五位皇帝，諡號“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在位期間勵精圖治，使漢朝進入強盛安定的時期。漢文帝與其子漢景帝時期被合稱為“文景之治”，開創我國曆史上著名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