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從魯國傳來魯國執政季桓子病死的消息。季桓子死後，季康子承襲爵位並成為魯國的執政。他辦完季桓子的喪事後，準備依照父親的遺願召回仲尼。季康子於是派出使者來到陳國，向仲尼師徒傳達了召回冉求並加以重用的意向。
冉求回魯國後，做了季氏的家臣。但仲尼在陳國遲遲得不到召他回國的消息。這時，卻傳來楚昭王要聘請仲尼去楚國，並打算以書社之地350千米封賞仲尼的消息。
仲尼放棄了在楚國從政的希望，他想，何不借此機會在這個陌生之地廣泛遊曆一番，以深入了解這裏的曆史文化呢？
在楚國的3年裏，仲尼師徒的足跡遍布北起方城即後來屬河南、南至漢水、東至新蔡、西至南陽的許多地方。他和他的弟子們盡情地徜徉在漢北的青山碧水之間，在山林、河邊、田間、道路、邑裏，在他們經過的一切地方，與社會下層各色勞動者，如農夫、漁夫、牧童、隱士等有過廣泛的接觸，充分地了解了楚國的風土民情和深植於民間的楚國文化。
公元前484年，從魯國傳來不少振奮人心的消息。在魯國，仲尼弟子們個個表現不凡，這使季康子感到有必要迎回他們的老師。於是派出公華、公賓、公林等作為使臣，攜帶厚禮前來衛國，迎接仲尼返回故國。
魯國需要仲尼回去，仲尼更想回到魯國。這兩個條件一起具備的日子終於來到了，仲尼終於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公元前484年，68歲的仲尼終於在結束周遊列國的生涯，回到了久違的魯國。
返國後，朝中官員以及眾多的故舊親朋、昔日弟子，絡繹不絕地前來探望。因為仲尼年事已高，不宜擔任具體官職，魯國就給予他很高的待遇，並尊之為國老。
仲尼經過多年實地考察，回國後開始潛心治學，由此開啟了影響曆史達數千年之久的儒學先河。
[旁注]
晏嬰 （公元前578年～公元前500年），春秋後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嬰以生活節儉，謙恭下士著稱。晏嬰任上大夫後，輔佐齊國三代國君長達50餘年。代表作品有《晏子春秋》。
五霸 春秋時期，曆來都認為當時曾經出現過“五霸”。有幾種說法：《左傳》主張五霸分指夏、商、周三代的5個諸侯國；《孟子》中指春秋時期的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公，這是一種相當流行的說法；《荀子》以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為“五伯”。
子產 （？～公元前522年），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主張在當時的鄭國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曆史上影響深遠。後世對其評價甚高，將他視為我國曆史上宰相的典範。
隱士 隱居不仕之士。“士”即知識分子，否則就無所謂隱居。不仕，不在仕途，終身在鄉村為農民，或遁跡江湖經商，或居於岩穴砍柴。有才能、有學問、能夠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隱士”。
國老 指告老退職的卿、大夫、士。西周、春秋時期稱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為“國老”。孔子在魯曾被稱為國老，見《左傳·哀公十一年》。國老似顧問，孔子不願答問時，季孫氏有“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之不言也？”的責難。國老備顧問，由此可見。
[閱讀鏈接]
孔子從54歲離開魯國開始，至68歲返回為主，周遊列國整整14年，期間曆經了衛、宋、曹、鄭、楚等諸侯國。
孔子周遊列國，實際是帶著政治理想實地考察，雖然做官從政、大展宏圖的理想未能實現，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卻通過大量接觸各國政要，廣泛結交各類人士，深入了解了各諸侯國的政情民風，極大地豐富了自己的閱曆，進一步增長了知識，完善和深化了自己的理論學說，從而為建立儒學積累了豐富的資料。
孔子創建儒家思想體係
仲尼最後回到魯國後，除了偶爾對現實發表一些議論外，基本是隻發言，不行動，他將精力主要用在了培養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
仲尼為了編著好《易傳》，在晚年刻苦研讀《易》。時而凝神端詳，時而放聲讀之，時而持筆書寫，不久，把《易》精讀了一遍，了解了全書的內容；又細讀了第二遍，基本掌握了書中的要點；接著，潛心精讀了第三遍，更透徹地把握住了《易》的實質。
此後，結合寫作與教學，不知又將《易》書翻閱了多少遍。這樣，讀來翻去，把串聯竹簡書的熟牛皮帶子磨斷了3次，史稱“韋編三絕”。
其實，“三”是個概數，表示多次。就是說，仲尼讀的那部《易》書的熟牛皮帶子被磨斷了多次。每次磨斷之後，弟子幫助老師用新牛皮帶子把竹簡串好，繼續研讀。通過反複閱讀琢磨，仲尼對《易》達到了融會貫通，在以前邊讀邊寫的基礎上，開始係統地編寫《易傳》。
在編著《易傳》的同時，仲尼又在老子思想的基礎上，仲尼加以吸收、改造和創新，早期的儒家學派終於誕生了。
儒家學派的目的與功能不外乎道德問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道德問題說到底就是個禮製問題。儒家學派的創建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仲尼在垂暮之年總結自己的思想進程時說：
吾十五而有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可見，仲尼在年輕時就有了遠大的誌向，但他一生中的挫折也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儒家學派的出現應該是仲尼晚年的事情了。
仲尼自稱“三十而立”。仲尼年輕已經以辦私學成名，他的貴族後裔身份也得到魯國貴族的承認。仲尼當初到東周王都洛陽“問禮”，並會見了做史官的老子，真正得以係統地接觸周官典籍，並全麵檢討“周禮”，就始於此時。
在周遊列國的14年間，仲尼一麵教導弟子，一麵上下求索。從“四十而不惑”至“五十而知天命”，仲尼走向成熟，創立了自己的理論體係。
在這一時期，仲尼在理論上的最大成就，就是用“仁”對“禮”進行改造，提出並完善了他的“仁學”理論。對於夏、商、周三代的禮製，仲尼最讚賞的是周禮，認為它綜合了夏商之禮的優點。
在仲尼看來，周禮不僅繼承了夏、商之禮的許多形式和“親親”、“尊尊”的核心內容，而且大大增加了夏商之禮所缺乏的道德理性精神，把“有德”、“無德”作為遵禮與否的主要標準。
仲尼順此前進，進一步闡發和弘揚禮的道德性，用“仁”對禮進行改造和充實，從而把禮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仁”字在仲尼以前的文獻中已經出現，是一個從“親親”、“尊尊”引申出來的愛有等差的道德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