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體施行時，孔子力行中庸之道，不做過激的事，不走極端，處理政務合法合理，著重於長遠的功效。
孔子號召社會重視教育，並采取實際行動。他讓弟子們曉諭中都民眾：少年人要送去修學，在4個鄉各添設一個鄉校，貧寒人家的子弟也要上學去；青壯年不能遊手好閑，要掌握一門技能，趁年輕力壯成家立業；年紀大的人，要叫他們保養身體，叫他們加強修養，以減輕晚輩的負擔和壓力。
當時魯國有一個以販羊為業的商人沈猶氏，他用便宜的價格買進羊之後，就把大把鹽粒摻雜在草料中，羊吃了摻有鹽粒的草料總想喝水，一隻羊因為口渴不停喝水，能增重十多斤，這個奸商趁著羊喝水喝得肚大腰圓時，趕快賣出羊獲利。
買羊的人發現，買來的肥羊不出幾天就一命嗚呼了。對這種奸商如何治理，孔子聽取了顏回的意見，讓顏回寫了告示。
顏回寫的告示，要求公平交易，不準欺詐，特別是不準賣灌水羊。這個告示貼到大街上，還特別在奸商沈猶氏的家門口貼了一張。沈猶氏一看情形很緊，就不敢再賣灌水羊了。
自從沈猶氏貼上告示後，讓沈猶氏沒想到的是，他的生意反而比以前好了。原來人們在他家門口看了告示，知道他不敢違抗禁令，就放心地到他這裏來買羊了。沈猶氏沒想到不做假反而能賺更多的錢，從此以後，他以身作則，還告誡同行要誠實做買賣。
當時，中都這個地方流行奢侈浪費擺闊氣的不正之風。慎漬氏是當地一個大富翁，吃穿都很講究。他的兒子娶媳婦，慎漬氏為了顯示自己的財大氣粗，竟然模仿太子大婚的氣派搞鋪張浪費，這樣做既不合禮製，也助長了社會上擺闊的不良風氣。
慎漬氏正在家中聽戲，家仆來報告說，有人來訪。慎漬氏不知是誰，就叫人請了進來。不一會兒，來訪之人被帶到慎漬氏麵前。慎漬氏一看來人，吃了一驚，忙整理一下衣服，正襟危坐起來。 原來，來人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長得膀大腰圓，一臉肅殺之氣。
子路見了這位富甲一方的慎漬氏，拱拱手不緊不慢地說：“最近邊境上不太平，您富甲一方，理當為國分憂，中都宰的意思是想請中都地方富紳出錢，窮人出力，加強練兵，勞煩您捐助一些練兵費，數目已經議定好了，我三天後過來取。”
子路因為身材高大，勇力過人，在拜孔子為師之前已經大名鼎鼎了，誰都知道子路很凶悍剛強。慎漬氏畢恭畢敬地把子路送出了家門，才鬆了一口氣。
後來，慎漬氏托人為他說情，承認自己以前奢侈炫富的錯誤和造成的不良影響，保證以後再也不放肆張揚、鋪張浪費了。
對慎漬氏的處理方法，孔子的一些學生提出了異議，說：“老師，您總是說人要正直行仁政，可是對慎漬氏的做法，是不是有機變欺民之嫌呢？”
孔子說：“對守法的良民要正直無私，然而為了一方整體的利益，對肆意妄為的惡人是無法機械地實行仁政的，機變有時候有殺一儆百的功效，沒有別的良策的時候，偶爾也可一用。”
孔子憑著一顆仁愛的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行事不走極端，最終使百姓的生活有了提高。
孔子主張治國的人隻有遵循中和的大道，才能使社會有秩序，有禮儀，才能惠及世上萬物，使萬物都得到恩澤滋潤。
季恒子的兒子季康子做了魯國的正卿，他經常向孔子請教治國策略。一次，季康子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內猖獗的盜賊時，孔子一陣見血地說：“如果為政者不貪婪，多獎勵百姓，百姓生活富足，就不會去幹雞鳴狗盜的事情來的。”
季康子氣惱地說：“犯法的人應當受到懲罰，我一旦抓住他們，決不輕饒，要把他們斬首，殺一儆百。”
孔子應對說：“一個合格的治國者，是不用殺人的，國家有道，治理有方，盜賊們恐怕也會棄惡從善。國家無道，治理混亂，靠殺人維持社會秩序的話，惡人叢生，啥也殺不完。”
孔子曆來主張中庸之道，不走極端，他為了糾正季康子理解上的偏頗，又說道：“我之所以倡導以德治天下，是因為那才是大道，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廢除刑罰。一個社會，不可能沒有矛盾和衝突，因而還需要剛柔相濟。政治過於寬柔，百姓可能會懈怠；政治過於威猛，百姓會苦不堪言，怨聲載道，就應當放寬一些。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才能達到政通民和的大治境界。“
孔子正是在這樣的中庸之道的指導下，提倡推行自己仁政的，後世許多管理者都秉承了孔子的這種主張，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孔子為官期間，順應民意，實行仁政，為當時中都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事實說明，一個真正有力量的執政者，並非恃強淩弱，處處顯擺自己的強大，而是對人溫柔仁慈。無論是對人還是對其他有生命的東西，都要“寬柔以教”，不要輕易使用暴力，不要輕易動“殺伐之氣”。正因為具有溫柔寬和的特質，才會“得道多助”，使得自身更加強大。
【旁注】
周文王 （公元前1152年～公元前1056年），姬姓，名昌，季曆之子，侯爵，周王朝奠基者。其父季曆死後，繼承西伯之位，故又稱西伯昌，共在位50年。在位期間，收附虞、芮兩國，攻滅黎、邗、崇等國，建都豐邑，即今陝西西安，為周武王滅商奠基，傳《周易》為其所演。去世後葬於陝西鹹陽周陵。
魯定公 （公元前509年～公元前495年），姬宋，春秋諸侯國魯國君主之一，魯國第二十五任君主，在位15年。魯定公曾於公元前500年在孔子的陪同之下參加齊魯的“夾穀之會”。在夾穀之會期間，孔子輔佐魯定公，譴責齊國越禮，並從齊國手中討回了汶陽之地。
鄉校 古代地方學校。西周時期特指六鄉州黨的學校。孔子曾經在中都設置4所鄉校，鼓勵青少年到這裏學習，這是很有意義的培養人才的舉措。當時的人們也常常到鄉校中議論政治，發表自己的看法。孔子對子產不毀掉的做法曾經明確表示讚同，由此可見孔子悟透了治國與治民的個中奧秘。
顏回 （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字子淵，春秋末魯國曲阜人。顏回14歲時拜孔子為師，此後終生師事之。在孔門諸弟子中，孔子對他稱讚最多，不僅讚其“好學”，而且還以“仁人”相許。曆代文人學士對他也無不推尊有加，曆代執政者封贈有加，無不尊奉。
太子 指已確定繼承帝位或王位的帝王的兒子。周時天子及諸侯的嫡長子，或稱太子，或稱世子。秦時沿襲。漢天子號皇帝，故其嫡子稱皇太子。金、元時，皇帝的兒子亦稱太子。明以後皇帝之嫡子稱皇太子，親王之嫡子稱世子。
正卿 春秋時部分諸侯國的執政大臣兼軍事最高指揮官，集上卿兼執政卿於一身，權力僅次於國君。也有部分諸侯因政體不同，未設正卿一職。由於正卿為要職，終身執掌一國之命脈，權臣代替國君發號施令，因此在春秋戰國時期，正卿結黨、擅權、廢立、弑主、叛國之事時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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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康子當魯國正卿的時候，魯國公室衰弱，以季氏為首的“三桓”勢力強大，季氏宗主季康子位高權重，是魯國的權臣。當時的魯國，在齊國和吳國兩個大國的夾縫裏生存，處境很危險。季康子任用孔子的弟子冉有，擊退了齊人。公元前484年，季康子迎接孔子回國，至此，常年奔波在外的孔子得以回國。
孔子雖然看不慣季康子的飛揚跋扈，但在季康子向自己請教治國之道時，還是耐心地指教他。這對當時路過的穩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順“道”者行事必昌
“道”，是一個哲學概念，指宇宙間一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運動規律，可以包涵一切天道和人道。人類應該遵循規律，不墮極端，脫離二邊，即儒家所說的“中道”。《中庸》第一章首句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意思是說，上天賦予人的稟賦叫做“性”，遵循本性自然發展的規律而行叫做“道”，把道加以修明並推廣於民眾叫做“教”。道，是人們不可片刻離開的；可以離開的，也就不稱之為道了。
朱熹認為這句話是《中庸》第一章的核心。天的運行規律渾然無間，流傳不息，萬物隨著天的永恒運轉而滋生。宇宙之間的萬物都具有天然賦予的區別於他物的特性，也就是自身所獨具的本性，這就是“天命之謂性” 。遵循萬物所固有的特性而加以運用，這就是“率性之謂道”。
每一種事物，無不有其本性，隻有在人類不了解其本性之前，無從率其性，也就不能為人所利用。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該如何研究、了解萬物之本性而加以發揚和運用，這就是“修道之謂教”的內容。
萬事萬物之所以能保持其正常運動，都由於各有其道，而且不能須臾離開道，隻有嚴格遵循其“道”，才能保持正常的運行，由此，順“道”而行事才是王道，也才是不違天命，進入道的境界，否則，則定會事與願違。
孔子所處的時代，禮崩樂壞，人倫不再，針對當時的這種局麵，孔子一直就思考著治國良策，也一直希望通過入仕將自己的所有才華用來治理國家，然而卻苦於沒有機會。於是，孔子便把教育當作“安邦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強調以文教來感化百姓。
公元前517年，齊景公出訪魯國時，因仰慕孔子的大名，便派人把孔子請到府上，向孔子請教安邦治國的良策。
景公問孔子：“請問夫子，做為國君，應該如何治理他的國家呢？”
孔子回答說：“治國的根本在於‘人倫綱常’。君主必須像個君主，臣子必須像個臣子，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每個人都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職，否則國將不國，政將不政，社會將混亂不堪。而治國的前提在於君主要嚴於律己。如果君主自己正，管理國政就不會有什麼困難，如果自己不端正，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就不可能去端正別人，其國家也無法治理。除此之外，君主還應該重視才智禮儀仁德的培養，這些都是治國不可偏廢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