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怎麼都想不起那人的名。
雖然希望渺茫，但我還是決定去《賣》報找找他。
我要找到這張多年前照片上的人。
我在新聞出版這個圈子呆久了，很熟，我很快就找到了《賣》報社。那是一座寫字樓，裏麵有很多公司。我走在樓道裏，東張西望。
有個矮個子男人迎麵走過來，他跟我打招呼：“曹景記，你回來了？”我陡然想起那人就叫曹景記！
我說：“我不是曹景記，我找曹景記。”那矮個子男人走近了我，才發現自己認錯了人，他驚歎道：“嘿，你和他長得真像！對不起。您是他弟弟吧？”我說：“不是。”他斜著眼睛看我，得意地笑了：“那他就是您弟弟了。”“也不是。”我知道我遇見的是一個饒舌的人，就避開誰是誰弟弟這個十分不沾邊的問題，直接問：“他的辦公室在哪兒？”他說：“您不知道？他半年前就跳槽了，那段時間我不在，我表姐生病了。。。。。。”我著急了，問：“他去啥單位了？”他說：“一個好像叫24小時的影視公司，聽說他去當副總經理，而且薪水特別高。。。。。。”我說：“你幫我找找他的電話，行嗎？”他說：“你等等，我去采訪部問問。他原來一直做記者，他是個很敬業的記者。。。。。。”他一邊說一邊走進了一個辦公室。
過了很長時間，熱心的矮個子男人才出來，他說：“真抱歉，曹景記跟他們都斷了聯係。平時，他和同事們的關係都不錯，可是。。。。。。”我有點不知所措了。
一個直覺衝擊著我的腦海——就是他！
最後，我終於沒找到曹景記的任何聯係辦法，隻好沮喪地離開。
之後，我像大海撈針一樣一直打探這個叫24小時的影視公司。
其實，這根針就在我腳下——有一次，我跟一個朋友閑聊，說起了這件事。他說：“我知道這個公司呀，前不久，他們還找我寫過一個本子呢。”我眼睛一亮：“他們在哪兒？”他說：“好像就在你們編輯部附近。等我回去找到名片再告訴你。”晚上，我的朋友打電話來，告訴了我詳細地址。果然就在我工作的編輯部旁邊，三環路上。第二天我就去了。
我一帆風順地找到了那家公司。
那個公司的人也都說我和曹景記長得像。
一個職員告訴我，曹景記一個月前就神秘地辭職了。而且，他和公司裏的任何人都沒有聯係。
一個月前正是假周德東在天安縣為文學青年講課的時間。
我問那個職員：“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兒？”那個人說：“我幾個月前取資料去過一次，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還住那兒。”然後，他把那個地址告訴我了，是玫瑰居一帶。
我當天就去了。
我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天快黑了。路燈亮了，個別的小偷已經從洞口露出眼珠。
那是一個很舊的樓，所有的窗戶都沒有亮光。
我慢慢地爬上去。樓梯很黑，有一股黴味。我在走近一個可怕的謎底。
最高一層。
樓道裏沒有燈，暗暗的，一片死寂，隻有我慢吞吞的腳步聲。我甚至懷疑這是個廢棄的樓。
我一邊走一邊看一個個門牌號。我隻有把眼睛湊近門牌號才能看清。
我的眼睛湊近其中一扇門的時候，那扇門竟然自己慢慢拉開了！
一張臉出現在我麵前，把我嚇了一跳。
他和我麵對麵地站立。
我倆都愣住了。
他和我長得像極了，我遇見了我！
他的臉很白，是那種沒有血的白。
就是他。
我先說話了：“你是曹景記嗎？”他反問：“你是？。。。。。。”我說：“我叫周德東。”他冷冷地說：“我不認識你。”我說：“幾年前，你不是給《女友》雜誌社寄過一張照片嗎？”他皺皺眉：“什麼《女友》雜誌？我根本不知道。”我想了想，說：“我是個作家，寫恐怖故事的，我可以進屋跟你聊聊嗎？”他也想了想，然後說：“你想進就進吧。”這是一個很簡陋的房子，一看住的就是那種隨時要搬走的人。屋子一角有一堆亂七八糟的書。房頂有一隻很小的燈泡，昏昏黃黃。
我坐下來。我印象最深的是窗戶上擋著嚴嚴實實的簾子。那簾子是黑色的，好像很沉。
他坐在我的對麵。他沒有給我倒水，兩個人就那樣幹巴巴地坐著。他看著我的眼睛，問：“你是怎麼找到我的？”我說：“打聽的。”他繼續看著我的眼睛：“你為什麼要找我呢？”我知道，他一直在試探我。我有點緊張。
隻有我和他。
假如我挑破那個秘密，我能活著走出這間房子嗎？
我裝作沒事兒一樣說：“我記得曾經接到過你寄的照片。因為你長得跟我特別像，所以記得很清楚。現在我到北京工作了，偶爾想起你，就找來了。”他意味深長地笑了笑，說：“你找我費了很大勁兒吧？”我說：“就是。”他說：“真是怪了，我根本沒寄過什麼照片。”我說：“那可能是我搞錯了。”接下來就沒什麼話說了，很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