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商承擔彙兌公款勢不可擋，正是由於彙解官款的豐厚利潤使山西票號興旺發達，名滿天下。
甲午戰爭後，當時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尚不足8900萬兩，根本無法應付數額巨大的戰爭賠款。為籌還甲午賠款，政府被迫舉借外債，向俄、法、英、德4國借款3次，總計法郎、英鎊兩項折合白銀達3億兩之多，加上利息竟高達7億兩之多，而清政府實收的借款隻有2.6億兩。清政府以海關稅收為擔保，以蘇州、淞滬、九江、浙東貨厘及湖北、安徽等處的鹽厘作擔保。政府每年還本付息就需1200萬兩銀，加上清政府的其他還款開支，中央財政每年要拿出2000餘萬兩賠款。戶部隻得將每年所增開支，按省分攤，由各省自行籌款，不論鹽斤加價，還是地丁貨厘，必須按時將白銀彙至上海還債。
山西票號的彙兌業務陡增，票號包攬了各省債款彙兌的主要部分，但最終再彙至上海交付外國銀行。四川、雲南、廣東債款由協同慶辦理，廣西由百川通辦理，浙江由楊源豐、源豐潤辦理，安徽由合盛元辦理，江西由蔚盛長辦理，湖南由乾盛亨、協同慶、蔚泰厚、百川通辦理，陝西由協同慶辦理，福建由蔚泰厚、源豐潤辦理，河南由蔚盛長、新泰厚、日昌辦理，山西由合盛元、蔚盛長、日昌、協成乾辦理。蔚泰厚作為山西最大的一家票號，承擔一定數額的京餉彙兌業務。
《馬關條約》的巨額借款及其利息在歸還時，大多通過山西票商彙解。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清廷西逃。路過山西票商總號時，山西票商不僅完全滿足眾官員提取存款的要求，而且積極籌措銀兩，供逃亡的朝廷使用。山西票商在患難之中的竭誠盡忠深深感動了政府，為自己贏得了政治本錢，票號也成為無可非議的官款彙兌承辦處。隨後的庚子賠款數額龐大，各省攤派的賠款由山西票號彙兌交給各國銀行。因為外國洋行大多彙集上海，所以在上海的山西票號分莊的營業最為繁忙。據統計，僅1906年一年，山西票號經辦的彙往上海的對外借款及賠款數額達1700餘萬兩。大筆的款項給山西票商帶來不同尋常的豐厚利潤。至此，山西票號已成為清政府財政管理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山西票商長期從事於官款及商款的彙兌、存貸，其贏利是極其驚人的。據蔚豐厚票號西安分莊趙永深回憶說：“票號共設分號二十莊，專營彙兌存款放款貼現及信托等事，無他附業。初創時，每年獲利除開支外餘三五千兩銀。光緒年間，每年獲利20萬兩銀左右。四年結算，每股分紅利萬兩銀。”
集商股開身俸英才滿堂
清代，山西有一本《生意應對》，書中對經商人才的重要性有一段很好的描述：
芳年誌氣英，雅號表賢聲。
俊偉理天秀，謙和處事清。
才華多顯著，事業念崢嶸。
自是棟梁器，今聞達至京。
山西票號資本的募集，均采取股份製度。山西票號，多為合資經營，即使為某一家族所獨辦，票號賬冊也往往由家族內不同門戶共同出資，因此，為了明確權利，必然采取股份製度，以便於分紅時結算。這與中國商號的傳統做法一致。在股東責任方麵，根據股東在票號資本占取得份額，一旦出現負債，票號股東有以全部家產還債的責任。所以，票號在最基本的經營理念方麵，仍然延續著傳統的方式。票號的資本，被稱為“銀股”，在當時的貨幣製度下，大宗貨幣多用銀兩，票號集股也以銀兩計算。票號中銀股、身股每股的數額，各商號並不一致，而是按各自的具體情況有具體的規定。一般而言，資力雄厚、規模較大之商號，每股的數額相對要多，反之則要少。多的有每股達上萬兩者，少的則每股為幾千兩。每股之下又以厘記，10厘為一股。每俸銀股的具體銀數，則由各票號創辦者商定，並無定數，但一般均為整數。從現存記載來看，各票號每俸銀的數目，高者有達10000兩白銀，低者有5000兩、2000兩白銀，懸殊比較大。例如，大德通票號光緒二十二年（1896）每股倍本500兩外，其他賬期最少每股倍本也有1000兩，光緒三十四年（1908），每股倍本就高達2000兩。因此這一年的倍本有4萬兩，比起上一個賬期來，倍本增加了2萬兩，資本總數也由18萬兩增加到了22萬兩，再加上身股公積金23000多兩，大德通票號的資本便從光緒十年（1884）的原本10萬兩，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20多年，其資本就達到了25萬多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