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院由倒座樓、前院、過廳、後院、主樓、偏院組成，平麵布局為並列的三座二進四合院和二進四連環套院，前有倒座二樓五間，後有主樓五開間三層，中間設廳堂，廳堂前後院、東西廂房各為五間。曹家院落打破了一般富商民居二進四合院為外三裏五的建築格局，過廳廳堂是中國傳統宅院建築中規格最嚴格，廳室最曹家大院偏門院與主院的垂花門講究的建築。明清兩代，均明確規定了廳堂不同等級結構的適用範圍，據《明史》規定：庶民廬舍不逾三間五架，禁用鬥拱彩色，一品、二品廳堂五間九架。但財大氣粗的曹家東、西樓宅大院的過廳采用了五間九架和五間八架的結構形製，並在廳內以方磚鋪地，12根大梁以滾金為底雕繪彩畫，將《紅樓夢》的故事彩繪大梁之上，人物、作態、山水、風情躍然其上。
曹家三多堂的中院統樓上，書“登高眼眺”字樣，步入曹家這座四層建築，遠近幾十裏地方盡收眼底。喬家、渠家大院也都有專供遠眺的製高點。特別有趣的是三多堂多壽院（東院）的門匾“鬥山天”，僅此三字就可以有三種吉祥釋語：從字麵看，由鬥到山再到天，有越來越大的含義囊括其中，象征事業蒸蒸日上，興旺發達；如果換個方向讀就是“天山鬥”，方言諧音便是添三鬥，作為商人起家的大家族，日添三鬥充分表達出了主人期盼財源滾滾，永無止境的心願；如果再換一種解釋，將鬥讀作去聲時，鬥山天就不乏吞吐日月之誌和戰天鬥地的豪邁氣概了。
據傳，全國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號，恐怕管家自己也說不清楚。有投機鑽營的人，未曾得曹家同意，擅自打出曹家旗號，借曹家的聲望與名氣，借貸資金開設商號，三年開賬，給曹家兌回銀兩，曹家也不問詳細過問，處之泰然。這番氣勢也更多體現在穿過大廳後，裏院淩空而起的三座明樓上。三座樓宅均為三層，按東、中、西一線排列，相連共長66米，寬8米，高17米，底牆厚1.6米。在“熱平遙，冷祁縣，凍死人的太穀縣”獨特氣候條件下，高樓厚牆坐北而立，抵擋著冬季西北風的侵襲。
大院主人居處的台階最常見的為三級，蘊涵著“連升三級”的吉祥語。下人或賬房先生居室門前，通常隻有一兩級台階，表示主仆身份有別和尊卑貴賤等級高低。曹家大院主樓前，有五級甚至九級台階，屋舍拔地而起，淩空而立，既顯主人威嚴，又示身份高貴。
曹家大院戲台曹家大院甬道西南角，是一個四合院，院中正南為一排5間廂房，廂房前建有四角小亭一座，亭內是精巧別致的蘇州園林式建築的戲台。戲台東西長3米，南北長4米，除亭柱外，實際麵積為9平方米。戲台小巧玲瓏，雕梁畫棟，翼角飛翹。戲台院院心東西長6米，南北長8米，院心東西兩側為廊房，院心北為門道，門道兩旁各有廂房兩間，構建精美巧妙的程度，令人讚歎。曹家小戲台一般是專門邀請貴客、社會名流、達官貴人時酬謝演出的專用場所，開戲時，小戲台前全部用白布遮頂，院中擺兩張方桌，三五把座椅，椅墊為紅嗶呢製作，桌上端放茶水、糖果、點心，賓主邊吃、邊看、邊談、邊議，情至興處，當場給演唱者散發賞錢。東西走廊為男女看台，男東女西，鋪有褥子。傭人除提茶倒水上幹果者在門道等候外，一律禁止觀看。
“商路即戲路”，戲曲與山西人的商務形影相隨，成為晉商人家生活中難以割舍的組成部分。清乾隆道光年間，曹家在其主要商務活動區的朝陽、張家口，建起了許多“三多堂”的戲台和戲樓，並以重金聘請山西著名戲班和演員出演《三結義》《過五關》《古城會》《單刀會》《三娘教子》《嶽母刺字》等劇目。北恍村的演戲通常都由“三多堂”出資舉辦，凡許願、捐納時，在村裏搭建戲台，請戲班演唱，村民和鄰村居民均可看戲。凡嫁娶、生日、滿月等喜慶日，在“三多堂”樓宅大院內搭台演戲，這種戲隻有股東、眷屬才能看，主要出演《五子奪魁》《金榜題名》《龍鳳呈祥》及本會戲、隨挑戲等。
山西戲劇發展的濃縮——戲劇偶人曹家大院的繡樓在西偏院二層小樓上。繡樓比兩旁的樓宅低縮數尺，代表著傳統生活裏的女性不能出人頭地的社會地位以及在家院中的地位。繡樓的扶欄上有精致的磚雕，以民俗文化畫麵彙集著對於那個時代女性的教化要求：“獾子頭朝天，喜鵲頭朝地”喻義“歡天喜地”，“鵪鶉百合花”喻義“安存百合”等。曹家大院的繡樓一層為侍候小姐的老媽子住所，除老媽子外，包括父輩的男性都不得上繡樓。依照家訓，曹家的小姐13歲便被關上繡樓，學做女紅，直到出嫁才能離開繡樓。太穀民諺“十三留頭，十四嫁，十五歲生個毛娃娃”，就是對明清時期鄉村商業大家族女性一生命運的描述。
在曹家的神祖閣裏，供奉著曹氏祖先畫像，並整整齊齊地放著六件東西：推車、砂鍋、打狗棍、扁擔、石磨、豆腐筐。這是曹家祖先起家的物件，神祖閣的一副對聯寫道：推車扁擔開創三泰商號，三泰商號經營推車扁擔。橫批是：飲水思源，用意是讓後輩人不忘祖先創業的艱難。
在中堂 喬致庸 名震塞外
祁縣喬家始祖喬貴發，祖居祁縣喬家堡，父母雙亡，早年常為人幫傭，是一個衣不遮體、無依喬家大院門樓無靠的光棍漢。乾隆初年與秦姓的一個人結為異姓兄弟，一起走口外開始在薩拉齊廳合成當鋪做夥計，稍有積蓄，便轉到西腦包開草料鋪，兼銷豆腐、豆芽、切麵及雜貨。二人苦心經營，生意日漸起色，但後來又一度虧損，幾乎歇業。喬貴發隻好去其他地方種地謀生，留秦姓守攤。第二年口外糧食豐收，秦氏乘糧價低時購存一大批黃豆，不料次年黃豆歉收，市場上黃豆異常暢銷，秦氏把黃豆出售後除還清欠債以外，還賺了不少錢，便把喬氏叫來共同經營。二人把店移到東前街，開設客貨棧廣盛公，他們當上了財東。到嘉慶時，廣盛公生意十分興隆，但一次在生意中賠本，幾乎倒閉，欠了別的商號許多錢，幸好他們平常人緣好，誠實守信，當地往來的商號都支持他們，議定將廣盛公欠款緩期三年歸還，使它得以再次發展下去。到三年結賬時廣盛公不但還清了欠款，而且還有餘利。二人認為這是複興的起點，便就將店改名為複盛公。喬氏以在中堂、大吉堂、進修堂、德興堂名義，秦氏以三餘堂名義在複盛公共投資白銀3萬兩，仍以經營油糧米麵為主，後又經營酒、衣服、錢鋪，買賣日益興隆。喬家子弟恪守祖訓，定有家規，不準嫖賭、不準納妾、不準酗酒。因此喬姓家業興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賭揮霍浪費，逐漸從號內將股金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的股份均由喬家補進，最後複盛公14個財股中秦姓隻留1分2厘5，剩下的都是喬姓的股份。
內蒙古草原複盛公成為喬姓商號後，買賣興隆。又在包頭增設複盛全、複盛西商號和複盛菜園。後來又在包頭城內共開設了複盛公、複盛西、複盛全等19個門麵，四五百職工，這些是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雄厚的商號，所以有“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說法。喬家依托複字號，向國內各大中商埠發展，先後在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各城鎮開設商號。
1884年喬家開設大德通、大德恒票號，大德通票號最初資本6萬兩，中期增銀12萬兩，最後增到35萬兩，大德恒票號資本10萬兩。兩個票號在全國各地有20個分號，西至蘭州、西安，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張家口、歸化、包頭，東北至沈陽等地，均設有喬氏商號。清末，喬氏在全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等200多處，有流動資金700萬-1000萬兩以上，加上土地房產等不動產有資產數千萬兩，祁縣喬家也是盛極一時的巨富。喬家的字號到底有多少，恐怕連他們自己也回答不清。以喬氏商業的主體“在中堂”為例，它的複字號連鎖商號遍布全國，就像一個蜘蛛網一樣把商業觸角伸向全國各地市場，規模之盛，令人難以想像。喬家堡有一句俚語：“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在中堂’的買賣。”這未免有些誇張，但喬家“在中堂”所辦的商業與金融業字號遍及全國各地，卻是事實。以包頭的複字號與大德通、大德恒兩票號為例，可以對“在中堂”的巨額資產與投資作一個比較粗略的估算。包頭城是喬氏家族的發跡地，喬家的複字號伴隨著包頭的發展曆程，喬“在中堂”經營的大部分資產與投資均在這裏，最主要的三大商號複盛公、複盛全、複盛西，共19個門麵店鋪，四五百名職工。此外還有通和店、廣順恒、複盛協、複盛錦、複盛興、複盛和、複盛西店、複盛油坊、複盛菜園等十幾個字號。複盛公字號創立於乾隆年間，資本3萬兩銀子，計14個財股、17個頂身股。財股中喬家擁有13.75股，秦家擁有0.25股。三年結一次賬，按30股分紅，多則每股可分3000兩，少則也可分2000兩。按每次平均2500兩計算，每結一次賬喬家即可得3.5萬兩紅利，平均每年1萬多兩。從乾嘉年間到1937年抗戰爆發，130多年則可獲利155萬兩左右。包頭複盛全、複盛西的經營大致差不多，再加另外十幾個字號，估計僅在包頭城，喬家總共可獲利六七百萬兩。大德通、大德恒兩票號，創辦於清光緒十年（1884），大德通、大德恒實力雄厚，信用好，與官府關係極為融洽，並因曾接待慈禧太後與光緒帝而聲譽鵲起。大德通資本在200萬兩以上，大德恒大體相當。宣統三年，大德通票號每股曾分到1萬兩紅利，最少時每股分紅也有3000多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