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家大院民國年間，盡管喬家商號的掌櫃與夥計盡心盡力，然而大勢所趨，喬家的票號獲利很小，以後也不得不改組為錢莊。喬家自喬致庸死後，由其孫喬映霞當家，喬映霞威不壓眾，人人懷有離異之心。1930年“在中堂”分家析產，此後喬家江河日下。喬映霞後來到天津經曆了一樁極為不幸的婚姻，受到打擊，得了精神分裂症。喬家“在中堂”一向訂有家規，不準吸食鴉片，但到了後來家規也不頂事。喬映霞的小弟喬映南從小染上煙癮，他的妻子、兒子、兒媳都成了大煙鬼，他的女兒因吸毒過度而死。抗日戰爭後，喬家家業已所剩無幾，喬氏家族“映”字輩以下60多人，先後離開“在中堂”，呆在北京、上海、太原、江蘇、雲南等地，還有的幹脆去了國外。1937年，日軍侵入山西，喬家人員多數遷走，在四處的商號也基本為日偽所侵奪，喬家的商業受到嚴重摧殘。抗戰勝利後，喬家的各商號隻是在困頓中維持，直到1951年，喬家所遺存的商號停業清理，遣散職工。當時由第六世孫喬健負責善後事宜，為長達200餘年立於不敗之地的祁縣喬家商業集團的曆史畫上了一個句號。
協和信、協同信票號大財東王氏後代長期吸毒，都做了“短命鬼”。第11代王文洲活了51歲，第13代王祖勳活了40歲，第14代王常海是個有名的紈絝子弟，吸鴉片花掉所有的財產，又賣掉字號、房產，最後淪落街頭要飯吃，凍餓而死。第15代王金壽為了吸食鴉片，竟然雇人挖自家祖墳，甚至連墓磚也挖光賣掉。昔日堂堂的票號大財東，怎麼也沒想到有如此不肖子孫，連祖墳也變賣一空，如果王家先祖泉下有知，不知會有何感想？
辦實業 振國貨 走向新岸
近代晉商也曾投資於工業與其他新興行業，晉商也是中國近代許多企業的“助產婆”，為其投資借款，彙兌款項，功不可沒。
清末民初，晉商積極參與到愛國事業發展當中。1904年山西票號醞釀山西保晉公司，是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為在中國建立最大的近代化的煤礦工業的典型，而山西平、太、祁一帶的票號商是其核心力量。當時英國福公司訛詐索要275萬兩贖礦費，第一期必須交一半130萬兩，在這種壓力下，山西各票號深明大義，積極籌集資金以備贖礦之用。保晉公司成立後，渠本翹為總理，王永林為協辦，總公司設於太原海子溝，陽泉為本號。其資金除本省公款外，集資三百萬，招股以來山西各界入股非常踴躍，“記太穀認六萬股，各票莊二十萬股，盂縣二千股，汾州府五千股，平遙二萬股，平陽一萬三千股，榆次八千股，潞安六千股，澤州五千股，忻州一萬股，太原九千股，祁縣四萬股。”其中三地票號領購的股份占53.33%，在收回礦權建立保晉公司的同時，幾乎所有的山西票號都參與了在全國各地為近代的新式企業招商集股，在當時所有的鐵路幹晉商渠本翹像線集股工作中都有山西票號參加。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山西票號無論在實業救國的熱潮中或在資產階級發起的收回權利運動中，票商不僅是積極的擁護者，還是積極的直接參與者，他們已經自覺地從事每一項愛國運動。
山西票商在民國初年總體呈衰敗走向，但晉商也曾參與過近代經濟領域的各項活動，一些山西商人轉變為新興的資產階級，當年票號中的掌櫃和夥計有很多成為中國近代銀行職員的核心部分，在民國年間仍能看到晉商的身影。民國年間，晉商元氣大傷，晉商的投資還表現在投資保晉公司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晉商開始向近代工業發展過，但由於票號生意的全麵失敗，再加上保礦運動的興起和政治因素的影響他們投資由輕工業轉向重工業，而當時在山西要發展重工業，存在投資大、山西采煤業見效慢、資本周期長、調整難和運輸困難等一係列不利條件，使晉商陷入資金大量積壓，周轉困難的困境，再加上國內外原來一些有利於晉商發展的條件相繼喪失，以及煤炭采掘運輸成本的不斷提高，最終導致晉商嚐試現代工業發展走向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