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門外即通江，
畫閣臨流徑木樁。
曉起鬢鬟鑒淮水，
夜深簫管度昆腔。
江南運河不但改善了江南水陸交通的麵貌，而且促進了江南地區工業和手工業的繁榮，加強了南北方經濟文化的交流。在此基礎上，吳地商業也隨著運河的修拓迅速蓬勃發展起來。
隋朝以後，蘇州經濟日益繁榮，人口逐年增長，到唐末已增至14萬戶。在唐代，有幸在蘇州做官的詩人白居易，從杭州調到蘇州當刺史，一到蘇州就被眼前的繁華所震驚，發出了“曾賞錢塘嫌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的感歎。他在“人稠過揚州，坊鬧半長安”的蘇州開通了間株楊柳間株桃的七裏山塘河。他開創的山塘直至明清一直是全國官宦名士、豪商大賈最奢靡的享樂天堂。在太平軍攻陷蘇州前，山塘街曾與杭州西湖並稱江南雙花。
到了元代，蘇州的商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稱它“商業和工藝十分繁榮興盛”，是“漂亮得驚人”的“東方威尼斯”。馬可·波羅17歲隨父親和叔父來到中國，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三個人都曾在元朝做官，先後在中國生活了17年。馬可·波羅回國以後，在一次戰爭中被俘。他在獄中將自己在中國的經曆講給獄友聽，這位獄友根據他的講述整理出了一本《東方見聞錄》，即後來的《馬可·波羅遊記》。書裏記載馬可·波羅曾奉旨在揚州做過三年官，曾擔任過揚州的總管，管理過21個縣，而且在當時他的口碑還不錯，百姓對他十分擁戴。書中還描繪了他騎著高頭大馬，沿著運河大堤巡查的情形，以及當他經過寶應、高郵等地時地方官員熱情恭迎的場麵。正是《馬可·波羅遊記》第一次向西方人撩起了中國這個東方古國的神秘麵紗，掀起了一股到中國淘金的熱潮。而從明萬曆至清乾隆年間是蘇州發展的黃金時期，當時城區人口超過50萬，至鴉片戰爭前夕將近百萬，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和全國最大的商業城市之一。同時，蘇州還是當時全國蠶絲、絲織品、棉花與棉織品的貿易中心，蘇州的絲綢、棉布行銷國內外。它也是當時全國主要的糧米貿易市場，年吞吐量可達數百萬石。“一雄既出，眾星拱月”，蘇州工商業的發達強勁地帶動了周邊市鎮的興起，甚至整個長江三角洲都興旺起來。在蘇州城周圍迅速崛起了一係列商貿衛星城，起著輻射與擴散的商業職能。如盛澤的絲綢市場、鬆江的棉布市場、楓橋與平望的米市等等。
江蘇優越的地理環境，密如蛛網般的水運網絡，蠶桑冶煉的經濟結構，均為蘇幫商人的崛起準備了雄厚的曆史積澱。如果說山陝商人和徽商主要是靠明代初年“開中製”的特殊經濟政策而崛起的話，那麼蘇商則主要是靠自身優越的地理人文條件自然而然發展起來的中國商幫。這正是蘇商與其他商幫曆史起點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