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奴城外盡桑麻，
貞女祠空網碧紗。
繡罷法華人不見，
曉風吹墮白蓮花。
憑借著京杭大運河，蘇州的經濟發展迅速，尤其是蘇州絲綢業的發展水平，堪稱中國江南的典範。如果說中國是絲綢之國的話，那蘇州便是當之無愧的絲綢之都。曆史悠久的蠶桑文化便是在這煙波浩瀚的太湖之濱孕育而成的。誰能料到白白胖胖的蠶寶寶竟然吐出了如此華麗無比的絲綢。昔日王公貴族們周身綾羅綢緞，絲綢成為富貴的象征。當古羅馬的愷撒大帝第一次穿著中國的絲綢，接見羅馬貴族時，絲綢的華麗豔壓群芳。從此，絲綢讓中國聞名於世，而蘇州因絲綢而聲名鵲起。
明代以前，蘇州的紡織業基本上以家庭手工生產為主。從明代初年開始，其紡織業逐漸形成了規模化經營的模式。一些經濟史的研究者們認為，此時在蘇州的紡織業中，已經初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到了明朝中葉，蘇州絲織業規模宏大，東半城幾乎家家都有織機，染工與織工均有數千人。如《嘉靖吳邑誌》所載，蘇州“東北半城，萬戶機聲”，“綾錦貯絲，紗羅納絹，皆出郡城機房，產兼兩邑……轉資四方”。
到清朝乾隆年間，蘇州的織機已達1.2萬餘台，織工超過數萬人。清代康熙、雍正時期，蘇州的紡織行業內部開始分化，出現了專門開設紗綢莊的“絲賬房”、擁有織機可組織生產的“機戶”以及僅有紡織技能而無生產資料隻能靠出賣勞動技能受雇於人的“機工”。其中“絲賬房”擁有大量資金和生產資料，他們把原料和織機提供給“機戶”，“機戶”再組織生產。最後，“機戶”將加工完成的成品交給“絲賬房”，收取加工費。據《吳縣誌》記載，當時蘇州全城有57家“絲賬房”，大都開設在閶邱坊、古市巷一帶。最大的“絲賬房”如杭慶餘、李鴻興等，各有二三百台織機為其生產。
蘇州城裏，特別是城東區，機房林立，“戶戶聞機聲”。可謂“郡城之東，皆習機業。織文曰緞，方空曰紗。工匠各有專能，匠有常主，計日受值……”蘇州的絲織品過去是隻有皇親國戚才能享有的“貢品”，而今，它在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都享有盛名。從清人徐揚所繪製的《盛世滋生圖》中可以清楚看到，在閶胥地段有14家絲綢店鋪。其中最大的一家，有7間門麵。另有一家為二層樓房，有5間門麵。有些店鋪的招牌上寫著“本店自製蘇杭綢緞紗羅綿綢梭布發客”、“自造八絲金絲紗緞”或“選置內造八絲貢緞、漢府八絲、上貢綢緞”等等字樣。看來在當時，品牌意識已經在絲綢生產領域初見端倪了。
明代資本主義的萌芽，在蘇州的絲綢工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明清兩代蘇州的絲綢作坊到處都是，蘇州的絲織業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所謂：“日出萬綢，衣被天下，萬商雲集”。到清朝康熙年間，蘇州已成為除首都北京外，天下經濟富庶、文化繁榮、工商業發達的第二大城市。“江南第一才子”唐寅曾在《閶門即事》中雲：
世間樂土是吳中，
中有閶門又擅雄。
翠袖三千樓上下，
黃金百萬水西東。
五更市賈何曾絕，
四處方言總不同。
若使畫師描作畫，
畫師應道畫難工。
“金陵之民善織”。清康雍乾嘉四代，光南京民間有織機30000台，男女織工50000人，依賴於絲織業為生的市民達20萬人，絲織品年產值達1200萬兩白銀。南京城內的聚寶門一帶是絲織業的集中地。此外，城外南郊的秣陵關、陶吳鎮、祿口鎮、橫溪橋，東郊的孝陵衛等處，也分布著相當數量的熟練絲織工人。吳縣東山還有軒轅廟，在其他地方也有稱為“機神廟”的。這裏經常是機工和染工集聚的地方，每年都有定期的祭祀活動。由此逐漸形成了從事早期絲織業的“勞動力交易市場”。在絲織業中當勞動力成為商品標誌著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已經出現，這為蘇邦商人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經濟平台。
蘇州城在絲綢生產中招徠人口，更在絲綢貿易中擴大著城市規模。蘇州的盛澤鎮直到今天還被稱為中國的“絲綢之都”。而盛澤在明初時也隻不過是個五六十戶人家的小村子罷了。然而隨著絲織業的發展，清代的盛澤已經“全鎮皆絲，男桑女織”，從此以“日出萬綢，衣被天下”而聞名於世。民間廣泛流傳著這樣的諺語：
東南財富，姑蘇最重；
東南水利，姑蘇最要；
東南人士，姑蘇最盛。
當年，全國各地的商人為了在蘇州做絲綢生意而設立了大大小小的會館。直到今天，這些會館還靜靜地矗立在蘇州山塘的繁華的舊夢裏。正是這些以鄉緣為紐帶建立起來的會館，進一步加強了蘇商的團結，使得蘇幫商人的發展日新月異，最終壯大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強的十大商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