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居誦讀古為徒，
三載光陰過白駒。
閱史約書精選述，
直音朱墨又成圖。
蘇州人自古重視讀書，而讀書的需求帶來刻書的商機，而讀書、刻書又促成了藏書。明清時期，蘇州人藏書成風。
相傳蘇州有“刻書賽積德，藏書勝藏金”的說法。當時大江南北，藏書之富，首推蘇州。史料記載蘇州當時著名的藏書家有：
明代弘治時的“金蘭館”、正德時顧元慶的“大石山房”、嘉靖時金李的“澤遠堂”、袁耿的“嘉趣堂”、沈辨之的“野竹齋”、萬曆時錢穀的“懸馨室”、許自昌的“梅花墅”、徐時泰的“東雅堂”、陳仁錫的“閱帆堂”、常熟趙琦美的“脈望館”、崇禎時趙宦光的“小苑堂”、常熟毛晉的“汲古閣”、瞿式耜的“耕石齋”，清代黃丕烈的“士禮居”、汪士鍾的“藝芸精舍”、顧之逵的“小讀書堆”、昆山徐乾學的“傳是樓”、常熟錢謙益的“絳雲樓”、錢曾的“述古堂”和“也是園”、張金吾的“愛日精廬”、張仁濟的“照曠閣”、瞿紹基的“鐵琴銅劍樓”等等。
蘇州著名的藏書家還有：潘祖蔭的“滂喜齋”和“功順堂”、吳梅的“奢望他室”和“百家堂”、鄧邦述的“群碧樓”、莫裳的“銅井山房”、胡玉縉的“許窳”、江標的“靈鶼閣”、口十昌熾的“奇觚顧”、曹氏的“箋經室”、金天翮的“天放樓”、莫厘王氏的“寫禮顧”等等。
清朝乾隆年間開“四庫館”，搜羅全國遺書，得13781種，由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和兩淮鹽院呈進的書籍有4666種，其中由蘇州提供的占很大比重。
蘇州人的刻書、藏書和讀書，促使蘇州人文化水平在全國居領先地位。清代科舉考試一共舉行了112科，每科僅一名狀元。但江蘇一省出了49名狀元，其中蘇州出了17名狀元。蘇州的錢柴則於鄉試、會試、殿試連中三元，這在清朝科舉史上絕無僅有。而乾隆三十一年、三十四年、三十六年，蘇州連出三個狀元，這也是別的地方從來沒有過的。
宋元時期，蘇州的刻書業發展迅速。到了明清時期，蘇州成為江南地區僅次於南京的另一個刻書中心，在全國享有盛名。當時除了幾家官營書坊外，民間書坊有40餘家，大多分布在閶門內外和吳縣衙前。其“書肆之勝，比於京師”，而京師的書商之中，又有許多是蘇州人。明代學者胡應麟在其所著的《少室山房筆叢》中說：“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鹹薈萃焉。”他認為，蘇州刻印的圖書質量最高，“餘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方與宋世同。”在整個清代，蘇州的刻書質量一直在全國名列前茅。
當時的蘇州人，刻書的同時對藏書也很重視。有名的藏書大家可說是比比皆是。“門對千竿竹，家藏萬卷書。”是對當時蘇州民間藏書的精辟概括。那時沒有什麼圖書館，讀書人的書全靠家藏、師承或通過其他各種方法得來，藏書成為獲得書籍的重要渠道，在當時的蘇州風靡一時。世間之事總是瞬息萬變，家道興盛時收書藏書、收買古玩字畫的大家，到了破落時就要靠賣書、賣那些不能吃用的古玩苟活了。這就造成大量的字畫、古玩、古舊書籍從沒落的世家流入到舊書鋪和舊貨店，再從舊書鋪和舊貨店中被識愛者收去。如此的循環不息，使得舊貨店與舊書鋪從中得到了好處。
藏書、賞畫自然帶動買賣書畫，書畫市場也因此興盛起來。在當時，蘇州流行一種風尚，那就是要給新開的每一間店鋪取一個吉利的名稱，同時還要請當時的書畫名家為該店題寫店名鋪號。書寫者的書法技藝越高、地位越顯赫就越能顯示店鋪主人的社會地位。尤其是人群聚集的茶樓、酒肆，要是哪家懸掛著當時書法名家的作品，就充分顯示了這家店鋪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名家所題的店鋪字號，從客觀上豐富了茶酒的文化內涵，提高了茶樓、酒肆的知名度，為他們招徠更多客人，贏得了更多的利潤。因此，當時有不少商人不惜千金求名人一字。尤其是祝允明、唐伯虎、文征明、王寵等人的題字，就成為當時各名店和旺鋪的身份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