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議新成互市開，
忽教平地起樓台。
三吳繁盛行消歇，
漸見東瀛估客來。
明清時期，由於中國經濟中心南移，江南成為經濟中心“天下財賦，江南居其七”。社會經濟的發展，使活躍的蘇州市場，吸引了不少市民也加入到商賈買賣的行列中。與此同時，外地巨商也蜂擁而至，在蘇州坐地經商，他們中的一部分逐漸融入蘇商，發展成為蘇商的一部分。另外蘇州一直與日本、朝鮮及東南亞等地也進行著十分活躍的海外貿易活動，真可謂：“海內閩粵之賈，乘風航海不以為險，故珍遠貨物，畢集於吳市”。《經世文編（補卷）》中記載：“市廛鱗列，商品麇集，集中山海所產之珍奇，外國所通之貨貝，四方往來，千裏之商賈，駢肩輻輳”。魏校《莊渠遺書》中記錄：蘇州“地不能方二百裏，而財賦當天下少半，郡城繁華，四方商旅輻輳，過者嘖嘖羨富饒”。蘇州的外向型經濟不僅包括糧食，還包括各種手工業品、工藝品和特種農產品。據經濟史學家統計，明清時期蘇州的手工業有絲織、絲經、刺繡、織布、染布、踹布、金線、張金、金銀絲抽拔、包金冶金、冶鐵、鋼鋸、錫器、銅器、翻砂、打鐵、剪刀、白鐵、化銅、造紙、印刷、染紙、蠟箋、刻字、成衣、硝皮、壽衣、牛皮、緶繩、製帽、彈花、絨線、戲衣、貢帶、製鞋、蠟燭、水木作、漆作、石作、紅木巧木、紅木梳妝、織席、眼鏡、玉器、竹器、藤器、製扇、製枕、製香、製磚、盆桶、製茶、香粉、裱畫、煙器、冥器、製藥、釀酒、榨油、鍾表等60多個行業。其中絲綢、刺繡、金銀飾品、柑橘、茶葉等均為國貨之精華，成為每年蘇州的標誌性貢品，深受皇室青睞。
各地到蘇州從事工商貿易的外地人，往往以“鄉情”為紐帶結成商幫並設立會館，同心協力，共同參與市場競爭。說起會館，中國古代城市的會館設立始於北京，盛於蘇州。北京會館主要因政治需要而設，可稱仕宦會館。蘇州會館的設立則主要出於工商貿易發展的需要，可稱為工商會館。會館不但有利於外地商人在此聯絡鄉情，團結同鄉力量，祭祀其本地神靈和先賢。當時蘇州城中商幫林立，著名的有徽商、晉商、陝商、浙商、閩粵商、江右商等。經研究，明清兩代，外地工商業者在蘇州建立的會館有50多個，其中廣東商人的9個，福建商人的8個，浙江商人的11個，安徽商人的5個，此外還有關東會館、陝甘會館等等。當時蘇州的一些行業完全控製在外地工商業者手中，如徽商控製布號和典當行業的買賣經營，而蠟燭業則完全由紹興商人專營等等。
入清以後，棉布織染及其深加工中心也由鬆江轉移到了蘇州，於是許多大布店也遷到蘇州開業：“群譽布美，用者競市，計一年銷布百萬匹。論匹盈利百文，如派機頭多二萬兩，而增息二十萬貫矣。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可想而知，這是多麼大的利潤啊！在當時，蘇州城簡直成了工商業投資者的天堂。
正因為蘇州在明清之際的商業繁盛冠於江南，所以此時的蘇州一躍成為與京師、漢口、佛山並稱的“天下四聚”之一。據一些史料所載，真是“山海所產之珍奇，外國所通之貨具，四方徑來千裏之商賈，駢肩輻轉”。在蘇州眾多的坐賈店鋪中，一部分為蘇州本地商賈經營，而其餘的都由外地客商經營，在行業競爭作用的推動下，湧現出一批講究商品質量、注重商業信譽的著名商店，如孫春陽南貨店、雷允上藥材店、汪益美布號等，這些商號憑借他們過硬的商業信譽，在全國都享有極高的聲譽。而蘇商正是在這種重商譽崇商德的大環境下一步步成長起來的。
在工商業競爭中優勝出的富商大賈們，他們的經營規模不斷擴大，帶動了資本市場的發育成長，於是蘇州的高利貸經營也在明清時期發展起來。據說在清代嘉慶年間，在蘇州靠押典放貸過活的高利貸者已達“數十百家”。他們的重利盤剝使一些借貸者傾家蕩產，曾一度嚴重擾亂了當地社會經濟的正常秩序，使得民心惶惶，社會經濟動蕩。所以官府不得不對放貸的利息加以明文限製。據《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提供的資料，當時官府規定：“嗣後如有外來流民，在蘇放私債者，一兩以內，三分取息；五兩以內，二分八厘取息；五兩以外，二分五厘取息；十兩以外，二分取息。其在百兩以上，本錢愈重，其利亦當遞減。且隻許按月計利，不準本利滾盤”。當然，高利貸客觀上刺激了市場經濟因子的形成，為勞動力成為商品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