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禾、劉傳茀鑒於賴並無其他反動身份，又是現任學校教員，嫌疑雖重但尚不能完全肯定。
為了防止造成難以收場的僵局，或突破不開打草驚蛇使同案人員聞風逃跑，他們不采用一般的傳訊方法，而是於7月6日派劉傳茀以軍管會教育處督學的名義到中興場華陽聯合中學查學，先找校長詢問學校一般情況，然後借口關心教師的各種困難，要找一些教員個別了解情況，請校長提名推薦。待提出的名單中已有賴立之時，即隨意從中指定包括賴在內的數人，約他們依次到華陽縣團委書記在該校蹲點的辦公室深談，將賴排在中間偏後。
賴立之來後，劉傳茀先與之即興漫談，問其解放後的感受，由此向其宣傳黨的各項政策特別是肅特政策，暗施壓力。然後以關懷的態度詳問了他的家庭情況、學曆、經曆、社會關係，漸及於政治關係。
開始，賴不承認他有任何政治關係，更不認識任何特務人員。
當問到他同呂世錕的關係時，他神色大變，極不鎮靜，其所談與呂世錕會晤的時間地點多與我確切掌握者不符。
劉抓住這些破綻，談話略增加壓力，並繼續用政策攻心，曉以大義，動以利害，到他對黨的寬大政策已有些信任，而感情上仍動搖不敢坦白交代時，發現他此時最主要的顧慮是麵子問題。因為解放後學校革命空氣極濃，他自己亦偽裝進步，一旦供出特務真情，在學生、同事麵前難以自容。
劉傳茀針對這種心理向他做了解釋，表示可以保守秘密不向學生宣布。
賴即供出：他與呂世錕係初中同學，交情一直很好，呂世錕調來成都後，他因結婚負債，曾向呂借過錢。並說自己當教員薪水微薄，還不能按期如數領到，生活困難，呂主動說願為他找一拿錢多的工作以增加收入。
1949年10月初經呂發展，履行填表宣誓手續，任成都第一潛伏組組長，領到薪金銀洋250元；賴按呂世錕要求，將外侄劉世偉發展為組員，在槐樹街13號租下房屋準備掩護電台；
12月6日，呂世錕在商業場品香茶館介紹台長梁琨同賴見麵，宣布以後發報文字由賴負責，電台技術由梁負責。劉世偉負責掩護梁琨在槐樹街同住，約定當天下午在東門街口六也茶樓交接電台。
下午，賴、梁、劉3人至該處等候，呂世錕親自將裝著電台的箱子攜來交給他們，叫梁琨立即在槐樹街架設起來試行通報，與西昌和台北取得聯係。呂命梁、劉先將電台搬走，留賴立之繼續在茶樓談話，指示成都“撤退”後情報搜集的重點，並又發給賴銀洋100元，說自己不日就將他往，要賴最好到市內教書，刻苦過活，“為自由中國而奮鬥”。
成都解放後，梁琨提出槐樹街13號同院住了10多家人，環境太複雜，不敢架設天線通報。經3人商議決定，於1950年1月10日左右，趁剛剛解放，社會秩序還很混亂的機會，將電台轉移沙河堡鄉下賴立之家。
以後，梁琨每隔五六天出城架機同西昌或台北聯絡一次，先後試了好幾回都沒有聯絡上。
梁琨與劉世偉現住支磯石街17號，以香煙生意為掩護。
至此，案子已順利突破，偵察人員立即自中興場驅車帶賴立之奔回，先至支磯石街將梁琨、劉世偉逮捕投獄，然後，原車帶賴出城趕至沙河堡其家將CMS特情機一部，密碼本全套，電池一組及聯絡會晤辦法一並繳獲。
成都國民黨特務第一潛伏小組成員落入法網後，保密局蓉站潛伏副站長劉鑒先又被我公安機關鎖定。
劉鑒先，四川安縣人，1939年畢業於軍統黔陽訓練班，1948年11月任蓉站副站長。
1949年初，站長楊超群去川北布置潛伏時，劉曾一度代理站長。
同年6月，呂世錕接任蓉站站長，劉鑒先仍任副站長。
他曾經部分參與過潛伏布置活動。
1950年1月初，成都公安處即從地下黨方麵了解到劉鑒先已潛回安縣，而且思想惶惑動搖。
公安處二室遂抓住時機，選派妥當關係去安縣，向劉鑒先宣傳政策，指出前途。
劉鑒先遂於1月18日來成都自首，交出電台、密碼本，供出廣元獨立潛伏台線索詳情。
台長李雲龍也由劉招來自首。
至此，保密局成都第二潛伏組乃告全案破獲。
隨著保密局成都第二潛伏組全案告破，成都第三潛伏組、雷馬屏特別組等特務組織都在一年內破獲。
據統計，成都市公安處在1950年破獲國民黨各係特務潛伏組織、遊擊組織電台案26件。
其中，屬保密局係統的15件、屬國防部二廳係統的9件、屬中統和憲兵特高組係統的各1件；取得分布於外區、外省的比較可靠的潛伏組台線索43個。其中，川北區2個、川東區6個、川南區5個、西康省9個、貴州省6個、雲南省2個、湖北省13個。經上報西南公安部分別通知各地後，有的也在1950年中破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