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類學的內涵
人類學是從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對人類進行全麵研究的學科群。此詞由anthropos和logos組成，意思是有關人類的知識學問。據說，這個定義源於希臘文“人類學”，是“人”加“科學”的意思，從語義上講，就是研究人的科學。它最早見於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的著作《道德論》中對具有高尚道德品質及行為的人的描述中。在那時，它還是一個十分空泛的名稱，並沒有與之相對應的專門學科。然而，那時亞裏士多德已經注意到了人類的兩種屬性：政治性和動物性。他在《政治學》一書中提出了“人是政治動物”的著名論斷。同時，他也曾用人與猿猴、狒狒等進行比較，以便證明奴隸與奴隸主生理結構的不同。1501年，德國學者亨德用這個詞作為其研究人體解剖結構和生理著作的書名。因此，在19世紀以前，人類學這個詞的用法，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體質人類學，尤其是指對人體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研究。隨著人類對自身認識的日趨深化，在中世紀的歐洲，相對於政治學、曆史學、經濟學和生物學等學科，人類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的體質結構、與其他動物的親屬關係、人種的起源與分布學等問題的獨立學科開始形成。
進入19世紀後，歐洲許多學者開始對考古學化石遺骨的發現感興趣，這些遺骨常伴有人工製品，而這些製品在現在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所以學者們開始注意現在原始種族的體質類型和原始社會的文化的報道。這些情況最初是由探險家、傳教士、海員等帶到歐洲的，而後人類學家也親自到異文化中去搜集這方麵的材料。因此，人類學中止了僅僅關注人類解剖學和生理學的傳統，而進一步從體質、文化、考古和語言諸方麵對人類進行廣泛綜合的研究。重要的轉折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19世紀中後期文化學的誕生，使人類學終於找到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結合點。1860年德國人類學家愛德弗·巴斯蒂安所著的《在曆史中的人》，首次從廣義的角度考察人類，開了現代人類學的先河。其後幾十年，拉第耳、泰勒、摩爾根等人依據大量的考古材料，彙集到歐洲的各種民族誌材料以及當代社會原始民族的第一手材料，全麵地考察了人類早期生活，極大地豐富了巴斯蒂安所開創的文化人類學乃至整個人類學的研究，最終形成了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大分支。當然，由於人類學在各個國家發展的曆史狀況不同和眾多的人類學學派所強調的重點不同，人們對人類學的內涵和外延的描述也必然會出現一定的差別。但從總體上講，人類學主要還是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大分支，前者具有通常講的自然科學的性質，後者具有通常講的社會科學的性質。例如，《國際社會科學大百科全書》寫道：“人類學，它的名稱從詞源學上來說是‘人的研究’——它是關於人類研究最全麵的學科群。全麵性在於它與整個人類社會的地理學和年代學的範圍相關聯。事實上它是人類科學中唯一研究其體質的和社會文化的兩個方麵的學科。”這個概念就認為人類學既是自然科學又是社會科學，是研究人和人類社會最全麵的科學群。
一般認為，體質人類學研究的是人的自然因素，但它並非研究這些因素的所有方麵。它主要研究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種族之間的自然差異。其中包括人類自身的起源、分布、演化與發展，人種的形成以及現代人種、種族、民族的體質特征、分類和變化等等。主要分科有人類起源學、人體形態學，人種學和人類遺傳學等等。而人區別於動物的主要屬性是社會屬性，因此脫離社會屬性單獨研究人的自然屬性是不科學的，人類學必須在研究人的體質形成、發展之外，研究人類文化的發生和發展，離開研究人類文化的人類學是不可思議的。但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中，對它的定義和分科學術界存在一定分歧。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R·M·基辛在進行人類學分科時，將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又進一步細化。他把文化人類學進一步區分為廣義文化人類學和狹義文化人類學。廣義文化人類學包括：文化人類學（狹義）、史前考古學和語言人類學，而把狹義文化人類學又區分為民族學和社會人類學。這種分科意在突出了文化人類學，這無疑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因為在以往的人類學研究中，人們往往在文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和民族學的關係上糾纏不休。根據基辛的人類學分科，我們可以進一步明確文化人類學的內涵和研究對象。
文化人類學是從文化的角度研究人類行為的學科，它研究人類文化的起源、發展和變遷的過程，試圖探索人類文化的性質及演變規律。廣義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對象包括文化的起源與發展，語言的發生與發展，人類過去物質遺存等等。而文化人類學家對於古代人類的婚姻形態、社會組織、社會製度，以及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演化等方麵的研究，則稱為社會人類學，有時又統稱為社會文化人類學。
考古人類學是文化人類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它是研究人類過去物質遺存的學科，它關心古代的人工製品、遺跡及與人類有關的自然環境。通過對古代人留下來的工具、陶器和其他遺存物的研究，試圖複原人類無語言學時期的曆史文化原貌，追尋人類文化的最初根源。考古學中又分出史前考古學，專門從事研究無文字記載的文化，後又發展出考古人類學。考古學已在遺址發掘及年代鑒定等方麵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術手段。
語言人類學是研究人類語言係統的性質、結構及發展規律的學科，人類學中的語言學更將語言視為人類文化的一個項目，它特別關注無文字的語言和這種語言與其他文化層麵之間的相互關係，從語義出發研究語言的社會文化功能，探討人類文化和人類自身的起源。語言學也像考古學一樣，具有自己獨立的理論體係，它包括調查現代民族語言的現代語言學和研究古代人類語言曆史殘跡的曆史語言學。它的發展是由於實際需要而發展起來的，人類學家發現語言研究可幫助確定文化間聯係的程度，同時對從內部深入認識一種文化極有裨益。人類學研究者在到異文化中開展調查時常常要使用語言學中的語音記錄技術。
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既不是體質人類學也不是廣義的文化人類學，因為馬克思在其畢生的理論活動中曾經涉及考古學、語言學和民族學的若幹問題，但這些並沒有成為他的人類學思想的主流。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是一門社會人類學，確切地說，它隻是社會人類學之一種。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是以實踐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為其理論基礎，以人類社會的原生形態、次生形態、再次生形態的相繼發展為其研究對象，以現實的人的自由發展為其終極目標的真正全麵的科學的社會人類學。
二、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
縱觀馬克思主義思想形成、發展的全過程，人類學問題的探索和研究始終是馬克思工作的一部分，人類學的觀點和材料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成和完善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早在青年時期，馬克思就在柏林大學主修過斯特芬斯教授的“人類學”課程，那時的馬克思對人類學已有所了解。後來，潛心鑽研德國古典哲學的馬克思，逐漸認識和發現了人的意義，他認為，不能忽視“人”在科學中的地位。1843年，馬克思從康德主義和黑格爾主義轉向了費爾巴哈的哲學人本學或哲學人類學的研究。費爾巴哈聲明“將上帝現實化和人化，就是說，將神學轉變為人類學，將神學溶解為人類學”是他的新哲學的任務。他對現實的人的關注影響了馬克思對市民社會、國家和家庭財產的思考，並使馬克思最終提出與黑格爾“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相反的結論。馬克思認為“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在費爾巴哈人本學的影響下，馬克思提出了一整套關於人的理論，例如人與動物的區別、人與自然和社會的關係、人的自由、人的需要、人的異化、人的解放、人性複歸等等，這些理論對於後來哲學人類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從哲學或人類學中分離出來，都產生過一定程度的影響。此時，馬克思已經把整個自然界劃分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兩大部分。他寫道：“在人類曆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產生過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因此，通過工業——盡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類學的自然界。”這裏的“人類學的自然界”，就是人類創造的“第二自然”，也就是“人化自然”，在文化人類學中稱為人的文化環境。可見，馬克思在那時就已經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考察人和社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