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文藝思想概說
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不僅係統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而且在與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科學地總結了中國文藝史的經驗，對中國的新文化和新文藝進行了理論概括和開拓，成為中國新文藝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
1936年11月22日，毛澤東在全國性文藝團體——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上，對“蘇維埃文藝”進行了高度概括和總結。毛澤東說：“今天這個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這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舉”，因為“中國蘇維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許多偉大驚人的事業，但在文藝創作方麵，我們幹得很少”，“過去我們是有很多同誌愛好文藝，但我們沒有組織起來，沒有專門計劃的研究，進行工農大眾的文藝創作”。他指出：“過去我們都是幹武的，現在我們不僅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我們要文武雙全。”這是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需要。當時，上海文藝界關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爭論，已經進行了多年。毛澤東這裏提出的“兩個發揚”，一方麵可以看做是對“兩個口號”的兼容並取；另一方麵，也可以看出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的傾向性。更重要的是，這裏包含了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思想，它標誌著毛澤東文藝思想開始形成。
1942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楊家嶺召開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進行一次文藝整風。毛澤東作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真分析和科學總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革命運動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的意義。作為中國新文藝影響深遠的綱領性文獻，《講話》的內涵既博大精深，又具體鮮明。諸如由文藝與生活的關係問題引申出文藝要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著名論斷；由文藝家與黨、革命、群眾的關係問題引申出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著名觀點；由文藝批評的標準問題引申出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批評理論等等，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同時也把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1944年10月30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指出：“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高度熱忱，必須聯係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如何做到這一點呢？他提出了兩條原則：一是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二是要尊重群眾的意願。這個關於文化統一戰線問題的專論，係統地總結和發展了文化統一戰線問題的思想觀點。
1949年，毛澤東提出了兩條指導性意見：第一，“人民革命的勝利，人民政權的建立，是決定一切的”。這是因為，“如果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如果沒有人民政權的建立，進步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大團結，就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獲得自己的發展”，而且“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政權的建立，給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學藝術開辟了發展的道路”。第二，“我國是處在經濟落後和文化落後的情況中。在革命勝利以後，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我們相信，經過你們這次大會，全中國一切愛國的文藝工作者，必能進一步團結起來，進一步聯係人民群眾，廣泛地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使人民的文藝運動大大地發展起來，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經濟建設工作”。這裏的一個“主要任務”，一個“廣泛”，兩個“借以配合”，在建國之後的一段時間內，對文藝工作起了指導作用，是毛澤東文藝思想轉型期的標誌。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他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幹涉他們。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說，在報紙上、刊物上可以說各種意見。”8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時發表了《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這是毛澤東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的又一長篇文藝專論。毛澤東談道：“藝術有形式問題，有民族形式問題。藝術離不了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離不了民族的曆史發展”，“在中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麵是如此，在藝術方麵也是如此”，“中國的文化應該發展”，應該有“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像魯迅的小說那樣，“既不同於外國的，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在談到如何對待外來文化問題時，毛澤東指出，“民族化不是越古越好，民族化也不能那樣化”，“要把外國的好東西都學到”，“也要把中國的好東西都學好”，“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毛澤東的這篇談話，解答了文藝的民族形式和如何對待外來文化這兩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是一篇充滿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文藝理論著作。
二、鄧小平文藝思想概說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同心同德地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全國人民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千秋大業。”正是據此出發，鄧小平親自在文藝學領域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領導了文藝學領域的理論創新。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廣為流行的是“單因論”、“直線論”、“經濟決定論”。藝術的審美特性和藝術規律被遺漏或忽略，文藝僅僅成了政治宣傳的“工具”、“留聲機”和階級鬥爭的“武器”。庸俗社會學之盛行，既有當時世界性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水平低下的原因，也有蘇聯“拉普”、日本“納普”影響的原因，更有當時國共決裂、白色恐怖、階級鬥爭異常尖銳激烈的原因。兩軍對壘、非友即敵的緊張關係，強化了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和理論範式。因此，當時的革命文學理論在策動了蓬勃發展的革命文學運動並取得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的同時，也給文學包括革命文學自身造成了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