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後，由於對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庸俗社會學不但沒有得到糾正，反而有了惡性膨脹和極度泛濫。“陰謀文學”便是其突出表現。因此，鄧小平所麵對的中國文藝問題，首先便是徹底肅清流毒甚廣危害極大的“文藝黑線專政”論，使廣大文藝工作者從“文化大革命”的創傷和噩夢中走出來，使文藝更好地承擔起團結和鼓舞人民同心同德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奮鬥的社會責任和曆史使命。基於此，他提綱挈領，抓住困擾中國文壇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文藝和政治的關係”這一重大理論問題，作了深刻分析、精辟闡釋和全麵論證。一方麵，他帶頭廢止了“文藝從屬於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強調“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幹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另一方麵，他又強調了文藝不可以也不可能脫離政治。因為“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就是政治”。
基於這一理論立場，黨的文藝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藝術的審美特性和創作規律，以及藝術家的主體性、自律性得到了高度重視與保護。正如《祝辭》所強調“文藝這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麼和怎樣寫，隻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麵，不要橫加幹涉”。“衙門作風必須拋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提高文學藝術水平，創作出無愧於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和表演藝術成果”。正是基於對文藝審美特征和藝術規律的尊重，鄧小平對於文藝界存在的種種問題，一方麵進行了嚴肅的甚至是嚴厲的批評，另一方麵卻又反複告誡：解決問題的方法隻能是教育和自我教育，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再三強調：“過去那種簡單片麵、粗暴過火的所謂批判，以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處理方法，決不能重複。無論是開會發言、寫文章，都要進行充分的說理的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不搞任何運動和“大批判”。“曆史經驗證明，用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而不是用透徹說理、從容討論的辦法，去解決群眾性的思想教育問題……從來都是不成功的。”
鄧小平文藝理論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以“二為”方向為核心內容和經典表述的鄧小平文藝理論既是對具有“詩教”“樂教”傳統的中國古代文論精神的發揚光大，更是對20世紀中國文藝思潮和文藝運動曆史經驗的科學總結。“二為”方向以其鮮明的實踐品格、深刻的曆史理性和博大深邃的人文關懷為新時期文學續上了五四文學的血脈與精魂。也正是因為鄧小平文藝理論為新時期文學提供了一個極其寬鬆、極具張力的文化環境和理論平台，中國文藝和文藝理論才有了令人矚目的世紀末輝煌。
三、黨的第三代領導人文藝思想概說
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始終緊緊圍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這個總主題來闡述文藝問題，這是符合實際的。同樣，第三代領導人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係，作為增強綜合國力和促進民族複興的思想旗幟、精神動力和突破口，更具非常意義。
對文化建設認識的不斷深化，不斷完善並全麵提升文化戰略在國家發展整體戰略係統中的地位，體現了我們黨與時俱進的務實態度和創新精神。正如江澤民所指出：“旗幟問題至關緊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誌。”所以，十六大報告再次明確強調：“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全黨同誌都“要深刻認識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江澤民的文藝論述，便是在這一文化語境中，從中國問題出發所實現的又一次重大理論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文化思潮呈現出多元共生的態勢。馬克思主義、傳統民族文化和現代西方文化，以及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某些文化觀念，相互碰撞，交織雜糅，呈現為極為複雜的文化格局。如何以中國當代新的價值觀、曆史觀、社會觀建設民族思想文化體係，用博大的胸懷對不同文化觀念進行包容整合，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地位，又要求同存異，多元共生；既要與西方交往對話溝通合作，又要警惕文化殖民“不戰而勝”；既要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又要立足於本土立場，光大中華文化傳統，確實是曆史性的文化選擇。
因此，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始終極其重視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體係建設問題。1997年，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專門闡述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問題。2001年，在建黨80周年紀念大會上，江澤民更是提出：“堅持什麼樣的文化方向，推動建設什麼樣的文化，是一個政黨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麵旗幟。”並進而係統闡述了黨的文化理論，把包括文藝在內的整個文化同國力、國策、國運、國脈聯係起來加以論述，的確在馬克思主義文藝和文化思想史上具有“開創”意義。應該強調的是，江澤民不僅始終十分關心文藝問題，認為“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奮進的號角，在培養和弘揚民族精神方麵，文藝可以發揮獨特的重要作用”。而且他對於文藝的論述，是在當代文藝領域更為紛紜複雜的情境中作出的。有學者曾尖銳指出，中國實際上已“出現了為資本人格化的有產者服務的文藝和帶有資本主義特征的藝術生產方式”。而社會主義時期的文藝所存在的這種非社會主義的“成分”，“又是政策允許的，有合理性的”。如何認識業已存在的非社會主義文藝和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藝術生產方式，及其與資本主義製度條件下的資產階級文藝的異同問題；如何既要堅持主導思想的一元化，又要滿足具有多元化、多樣化的社會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審美和文化消費需求，的確是一個全新的理論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