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關係，一直是國內外史學界注意研究的一個問題。對於兩者的關係，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在一個較長的時期，由於種種原因，大革命的失敗僅就主觀方麵來講，是因為中共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造成的，不講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原因。在國際上，特別是蘇聯有些史學家至今仍然堅持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始終是完全正確的，責任全在中國共產黨本身。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的演說中，在同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爭論時說：“共產國際在中國問題上是完全正確，一貫正確的，任何人都找不出哪一個指示或決議是有錯誤的。”他說：“關於中國共產黨，反對派分子喊叫中國共產黨（其實是它的領導）犯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孟什維克的錯誤。這是對的，但他們拿這一點指責共產國際的領導，那就完全不對了……反對派無論什麼時候也沒有舉不出共產國際有哪一個指示、哪一個決議會使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內產生孟什維克主義的傾向，因為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指示。”另一種意見則與此相反，認為大革命失敗是由於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政策指導的結果，他們對此應負全部責任。近年來，在研究共產國際頗有影響的費·克勞丁在他所著的《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一書中，也持這種觀點。以上兩種觀點，都有片麵性，都不能令人信服。
在我黨出版的一般文獻、教材中，主要從主觀方麵總結經驗教訓，指出由於當時黨處於幼年時期，又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領導下，才造成了大革命的失敗。在《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同誌認為，對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應該負最大的責任”。“第二個對失敗應負主要責任的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沒有直接講共產國際的責任。但後來毛澤東同誌對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問題的評價是：“兩頭好，中間差。”周恩來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明確指出，大革命失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應負更多的責任”，但是“當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也對中國問題作了一些不正確的分析”。又說：“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有錯誤，但中國革命的錯誤主要應該由中國同誌負責，犯不犯錯誤主要還是決定於我們自己。”這就是說，大革命失敗首先是由於中國領導者的錯誤，其次是共產國際也有不可推諉的責任。因為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對共產國際發來的各種指示，不僅必須按組織紀律執行，而且多數是執行了的。因此，共產國際當然也有責任。周恩來同誌的分析是正確的，也是實事求是的。
※※第一節 陳獨秀和國際代表妥協退讓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一、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中央占統治地位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特別會議。13日，會議首先由陳獨秀作了政治報告。經過討論，通過了《政治報告議決案》、《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關於湘鄂贛三省農運議決案》、《關於職工運動議決案》等，最後，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蘇聯顧問鮑羅廷又開了一個聯席會議，並通過了《政治問題議決案》。這次會議，集中地反映了陳獨秀和國際代表右傾錯誤的嚴重發展，在以下幾個重大問題上，完全違反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會的精神。
第一，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在這次會議上，陳獨秀所作的政治報告和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中，都認為當前“各種危險傾向中最主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麵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麵軍事政權對於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認為“這種左、右傾距離日遠，是破裂一般聯合戰線及國共兩黨關係之主要原因”。因此，會議提出必須“防止我們過於向左”，要反對“左稚病”。陳獨秀還列舉了我黨“左稚病”的所謂六種表現，批評我黨所謂在國民黨內、黨外包辦的錯誤。
第二，否認無產階級領導權。會議隻字不提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在“努力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左派的勢力，幫助他們獲得黨的和政府的領導地位”，“援助左派的勢力發展”，“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衛為領袖的文人派政府”。會議還提出，我們必須從上中下三層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左派勢力。
會議不但把政權、革命運動的領導權統統送給汪精衛等所謂國民黨“左”派，而且革命的軍權也必將完全送給蔣介石等人。
第三，極力貶低農民土地問題的迫切性和嚴重性，反對我黨“包辦”農民運動。陳獨秀在政治報告中指責黨內那些主張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同誌說：“目前中國大多數農民群眾所爭的還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捐雜稅這些問題，……若是馬上拿農民群眾還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問題作鬥爭口號，便是停止鬥爭”。他還批評說：“若是拿讚成解決土地問題做國民黨左派標準”，就是“想讓未來更左的一派而否認現在的左派，便等於專候下禮拜吃魚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維持生活看做不必要。”會議在《農民運動議決案》裏，竟把土地問題稱為“研究室中”的問題。規定：“湖南、湖北兩省國民黨省黨部農民部長均應改用國民黨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辦而孤立”。
如果說，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會議關於農民土地問題決議未傳達到中國的話，那麼第六次擴大執委會關於農民問題的指示則早已傳到中國，而且維經斯基和鮑羅廷都是共產國際執委第六次擴大會議的參加者，對於第六次擴大執委會十分強調的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應該是清楚的。會議關於農民土地問題的決議是直接與國際決議相違背的。
黨的12月特別會議，標誌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又有了新的發展，不僅更加係統化了，而且也更加完備了。這次會議全麵接受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方針和政策，並得到了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鮑羅廷的認可。這標誌著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已開始在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
@@@二、共產國際1927年3月指示和羅易來華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全黨的推行，還有一個反複的過程。羅易來華傳達共產國際執委七次全會精神，嗣後中共通過《中央政治局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曾表示接受共產國際指導，“一切政策及工作計劃，即須依照此提案的方針與戰略而進行”，並再一次提到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但是，這並沒有真正改變黨的12月特別會議上提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方針政策。所以，到了1927年春，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便逐步貫徹到了全黨，致使全黨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組織工農群眾的革命力量，以對付反革命的突然襲擊。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中國委員會書記羅易，羅易：1887年生於印度孟加拉。1916年赴英國，1917年定居墨西哥，1919年他在那裏遇見了共產國際駐北美的第一個密使鮑羅廷，他參加了創建墨西哥共產黨的活動。1920年代表墨西哥共產黨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會間草擬民族殖民地問題補充提綱，會後參加共產國際遠東局領導工作。1930年12月回印度，1931年7月被捕，1936年11月獲釋，1940年加入印度國大黨，1954年去世。羅易在共產國際享有較高的地位，他在共產國際第三、四、五次代表大會上都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或候補執委，並且是第五、六、七次執委主席團成員。羅易受命來華反映了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視，可是羅易缺乏實際革命經驗，對於中國情況的了解遠不能與鮑羅廷相比，而且從私人關係來說，羅易是由於鮑羅廷的幫助才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因此，要羅易指揮鮑羅廷不能不遇到困難。事實上，羅易到達武漢後，在許多問題上與鮑羅廷發生了無休止的爭執。在國際執委七次全會上竭力主張中國應實行土地革命，因此，國際決定派他來中國貫徹全會通過的《中國問題決議》。羅易於1927年2月16日抵廣州，4月2日到達武漢。
1927年初，鮑羅廷開始對蔣介石的陰謀篡奪領導權的活動展開鬥爭。1月，鮑羅廷在武漢群眾大會上公開對蔣介石遷都南昌的要求表示不滿。2、3月間，維經斯基自上海赴武漢，與鮑羅廷商討對付蔣介石的政策。鮑羅廷主張聯合唐生智反蔣。維經斯基則希望革命陣營不要分化過早，曾由武漢去南昌企圖謀求同蔣介石的妥協，但蔣介石已決心反共，維經斯基徒勞往返。4月2日，鮑羅廷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上指出，蔣介石在上海“已經形成一反動中心”。這說明鮑羅廷對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已有所覺察。
正當蔣介石加緊陰謀篡權之際，1927年3月3日，聯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發來信函指出：
“‘（甲）現在由於階級力量的重新結合和帝國主義軍隊的集中，中國革命正處於危急關頭，它進一步的勝利隻有在發展群眾運動這一堅定的方針之下才有可能’；（乙）‘必須堅持武裝工農、把各地方的農民委員會變為擁有武裝自衛力量的實際政權機關的方針’；（丙）‘共產黨不應當隱瞞國民黨右派的背叛的和反動的政策，應當用揭穿右派的辦法把群眾動員到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周圍’”。
上述事實反映出共產國際對於蔣介石的反革命趨向已有所預料，並且提出了比較正確的對策。但是，同樣存在的問題是共產國際沒有料到蔣介石的叛變發生得如此之快，以致中國共產黨由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以及國際代表的妥協退讓，在組織上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三、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正當羅易來華傳達貫徹共產國際執委七次全會決議之際，中國的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反蘇、反共、屠殺工農的反革命事件不斷發生。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的警察搜查了蘇聯駐北京的外交機關，逮捕大批蘇聯使館工作人員，同時還在使館區逮捕了李大釗等幾十名中國共產黨人。並公布了一係列“文件”。軍閥政府的這一駭人聽聞的反蘇反共的反革命行動，是在英日等帝國主義直接策劃和支持下進行的。
對於帝國主義者和張作霖的反革命活動，蘇聯代辦當天就提出了抗議。4月9日，莫斯科再次提出抗議。4月29日，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就張作霖襲擊北京蘇聯使館後公布的文件發表了聲明。5月1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為張作霖軍閥政府殺害李大釗等25名共產黨人發表了關於若幹中國共產黨人被處決的抗議書。抗議中國反動當局的反蘇反共的反革命行徑。
帝國主義除了直接出兵鎮壓革命和公開挑動軍閥進行反蘇反共的反革命活動外，還處心積慮地加緊進行分化中國革命陣營的種種活動。1927年初，美國和日本派遣代表到南昌與蔣介石會談，拉攏蔣介石投向帝國主義懷抱，3月，美英等帝國主義製造南京慘案，用大炮敦促蔣介石盡快地進行反革命政變。積極尋求反革命支持的蔣介石，與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密謀勾結，於4月12日發動了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在上海向工人開刀了，他發布了通緝令，被通緝的197名共產黨人中，第一名就是鮑羅廷。4月15日，蔣介石又在廣東發動了反革命政變。緊接著，國民黨反動派在南京、無錫、寧波、杭州、廈門、福州、汕頭等地也進行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所謂“清黨”運動。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共產國際代表表現出軟弱無能。鮑羅廷曾一度主張東征討蔣，但因無力實現隻好作罷。羅易竟在4月13日致電蔣介石，避而不談“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一嚴重事件，好言勸告蔣介石前往武漢出席國民黨中央會議，解決黨內一切爭端。這份電報全文如下：“我們得知你要求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其駐華代表前去拜訪，以商討由於武漢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所引起的各種問題。目前第三國際代表團正在中國，並一直渴望前去拜訪，但因我們曾在全國各地分頭進行訪問，所以迄未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