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的性格，也有自相矛盾之處。《史記·高祖本紀》有數語專論他的心性：“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劉邦的豁達大度，不乏事例為證。在審時度勢和爭取部下擁戴方麵，劉邦確有獨到之處。劉邦的“小氣”和“猜忌”，也是他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麵。早年間，劉邦服役遠行，好友或同僚出錢送行，蕭何比別人所出稍多一些，劉邦開國之後，遍賞群臣，而對蕭何封賞最厚，他還特意向人表明，此為回報當年蕭何多贈錢資之情。不忘小恩與不忘小怨，均是小氣而不是大度。至於劉邦的猜忌之心，在他對蕭何、韓信、張良、陳平、樊噲等文武功臣的防範和算計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不必多言了。
楚漢之爭，以劉邦的勝利、項羽的滅亡而告結束。但兩千多年以來，文人雅士大多同情項羽、歌頌項羽，而對劉邦往往持鄙夷之論。“勝者王侯敗者賊”，本是曆史常規，但楚亡漢興的結果，並未造成貶抑項羽、盛頌劉邦的格局；相反，千古而下，評論得失的史家，品藻意境的騷客，卻往往對項羽寄托同情，而對劉邦則多持譏貶。究其“反常”的成因，大概首推《史記》所載項劉二人性格、行事的不同，而在後人心中產生了諸多共鳴。項羽雖有殘暴、猶豫不定、不善於任人等性格弱點(這也正是項羽喪失人心以致敗亡的原因之一)，但他的坦誠、直率，在曆代爭天下者中，實屬罕見；劉邦雖有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之長，但他喜弄權術、機詐多變的性格，總難免受人指責，或至少是不便於公開表示讚揚。所以，形諸文字，褒項可示以同情心，貶劉則可高標正義感，劉邦也就成為譏責的對象。
實際上曆代搞權術的政治家、政客們，總是或明或暗地以劉邦為師的。
忘我於史冊，神交於古人，楚漢之爭可以給人的啟示，實在太多了。綜觀劉項的乾坤豪賭，項羽雖不乏勇氣，卻總有些滯礙拘謹之態，而劉邦則信步而行，揮灑自如。何以會有這種不同？那就是項羽承荷著過多的責任心和榮譽感，這是他作為貴族後裔，不可或缺的；而劉邦則不同，他出身小農家庭，風雲際會而成為一時之雄，他本來也未曾擁有多少身資，自然不怕在賭局中過多地失去什麼，他沒有舊日格局等他來恢複，也沒有傳統的政治倫理需要他遵守。他所代表的是全新的力量，隻需隨心所欲地去做，就是發凡起例，自我作古。所以，劉邦的大度和項羽的拘謹，與他們各自的閱曆和身世背景相關。在政治賭局中，有時，一無所有或許正是一種優勢所在。窮則思變，變則通，正是這個道理。
在楚漢之爭中，誰能盡可能地拉攏盟友，孤立對方，就有可能終操勝券。而其中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就是以分封為誘餌，來換取軍事實力人物的支持。對此，項羽與劉邦同樣清楚，但在推行分封製度、以擴大自身陣營方麵，項羽和劉邦相比，實在是笨拙得多。項羽盡管曾有分封十八諸侯的驚人之舉，卻無法保證所封諸侯對他忠誠不貳，為了維持由他首創的分封格局，以及他高於諸侯之上的霸主地位，他不得不四處征伐，因此，他不敢再以分封為手段，酬謝和籠絡部下將領，所以韓信說，項羽雖有“婦人之仁”，對部下極盡關懷，但是，部屬立下功勞，應該封給爵位官職時，項羽卻變得很吝嗇，往往是拿著已經刻好的官印，在手中反複把玩，終究不舍得分授給人，這就難以換來軍事將領的真心擁戴。另外，王陵也把劉邦勇於劃地封王、項羽卻不願封王以獎功勳，作為漢興楚亡的主要原因。確實是看破了此中奧秘。
而劉邦則不同，在封立他人為王時，他沒有任何顧忌，一切都以打敗項羽為最終目的。天下本非自己所有，即便是用半壁江山封王立國，他劉邦還可以落下半個天下，何樂而不為？
楚漢之爭，千古流傳，不僅由於這段曆史波瀾壯闊，也由於劉、項二人性格鮮明，雖勝負殊途卻同樣充滿了傳奇和悲烈色彩，因此而引人入勝。
七、“皇帝之貴”
持續了四年的楚漢之爭，以項羽的戰敗與慷慨赴死而告結束。劉邦在艱難困苦之中，終於成為戰勝者。在垓下之戰獲勝之後，劉邦未曾有片刻的懈怠，而是以罕見的政治遠略，抓緊各項善後工作。他要把自己苦戰的未定政權，建立在穩定牢固的根基之上。他做了幾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