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7
《大波》：李劼人的生命之歌
◎艾 蘆224
摘 要 本文旨在對兩部《大波》進行尋蹤覓跡的考察和必要的梳理，並對舊版與新版的得失和異同作了再認識。為了增進對李劼人研究成果的了解，援引幾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及個別學者對《大波》的肯定性評價和指出的缺陷等，並在此基礎上給作品以曆史定位。
關鍵詞 曆史使命感 作家的責任心 一座精神豐碑 一曲生命之歌
曆史已經充分證明，李劼人不愧是中國現代文學傑出的小說家之一。1986年，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卷中，王瑤任主編，嚴家炎、樊駿任副主編的“現代文學”部分，在現代小說的“小說家”欄目裏，載有李存光撰寫的李劼人詞條。全文僅僅千餘字，雖嫌簡略，但扼要介紹了這位老作家一生的創作活動，確定了他應有的位置和作品固有的價值。198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楊義的三卷本力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在第二卷第八章的“四川鄉土作家群”裏，不惜用了兩萬字左右的篇幅，首先對李劼人的小說作了全麵而深入的論述，難能可貴。與以前幾種對李劼人和他的小說隻字不提的“新文學史”相比，顯然不可同日而語。此後，陸續出現了幾部由中青年學者或個人、或幾人合作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李劼人都“有名在冊”占了一席之地。盡管史家對他的評價不盡相同，但對其取得的突出成就，卻是一致肯定推崇備至的。曆史無情也多情，先生不幸又有幸。在他辭世20多年後，終於名垂現代文學史冊。李劼人泉下有知，定當感到欣慰！
上世紀30年代，是中國現代文學長篇小說空前繁榮的時代。以左翼為主流的作家人才輩出，作品眾多。而非主流的作家不甘落後，寫出自己的得意之作。從1935年7月起，李劼人以“蓄之既久，其發必速”的強勁勢頭，在短短的幾年裏就寫出三部長篇小說：《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通稱“三部曲”，均由上海中華書局以“現代文學叢刊”名義從1936年起分期出版。它的出現僅以題材而言，就填補了魯迅曾經慨歎的新文學反映近代曆史大事件的空白，又回答了鬱達夫對新文學創作曆史小說的呼喚。與葉聖陶的《倪煥之》（1929），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還有稍後老舍的《駱駝祥子》等，共同組成一幅可喜的景象，為新文學的成長壯大揚眉吐氣，以長篇小說創作的豐收，和對民族形式的探索而傲視文壇。1984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係》第二個十年，在小說集裏精選了包括《死水微瀾》在內的五部長篇小說。都是珍貴的初版本。
以敘事為主的長篇小說，曆來就是廣大讀者喜閱樂見的一種文學樣式。從古至今，舉凡優秀的長篇小說都會給人們以曆史知識和審美享受。文學藝術作品既是精神產品又具有商品屬性，必須流通才會產生社會效應，這種效應不靠吹捧浪得虛名，不以廣而告知招搖過市，而是以自己固有的藝術生命力不脛而走，成為社會共同擁有的精神財富。然而作家的命運與他的作品一樣，興衰成敗各不相同，都由時間來決定。幾十年過去了，隨著時代審美風尚的轉移，上述幾部長篇小說有的盛極而衰逐漸被讀者淡忘，有的甚至遭到顛覆，有的尚存但已失去往昔的輝煌。李劼人的長篇小說經受了時間的檢驗，歲月長河的衝洗，《死水微瀾》精益求精，臻於完美，成為公認的經典之作；《暴風雨前》刪削了某些不該刪削的內容，殊為可惜，加以又補寫一些，刪與補之間的得失，未取得學術界的共識；唯獨《大波》既有舊版在前，又有重寫的新版在後，兩相比較，學術界在認同與評價上並不一致，甚至存在分歧。本文試圖就《大波》兩種版本的種種因由作一次再認識，不過獻芹而已。
《大波》麵世的前因後果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是以四川“保路運動”為導火線引發武昌起義，進而全國各省紛紛獨立，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從而開創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新紀元。1891年出生於成都的李劼人以20歲的青春年華、中學生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保路同誌會”，積極投入那場震驚中外的群眾運動，經曆了一係列的重大事件，見識了各個階層的許多人士，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素材，占“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本著“述往事，思來者”（司馬遷語）的理念，以文學的形式反映那段曲折複雜、可歌可泣、改天換地的曆史，創作出了他朝思暮想的長篇小說《大波》。他的意向萌發於1925年，經過資料的搜集與整理，不斷地用心血哺養，有了充分準備，十年後開始動筆，先試探性地寫了《夢痕》，副題為“辛亥憶舊中的幾縷”，發表於《國論》雜誌1936年第11、12期。接著投入緊張的寫作，於1937年完成上、中、下三卷的長篇小說《大波》（以下稱舊版）。它是在曆史的期待與呼喊中發出的回聲，開創了現代文學寫曆史小說的先例。原計劃還有第四卷，因抗日戰爭爆發而中斷了。這個中斷彈指間就是20年。在這20年裏，李劼人對《大波》的眷戀日益加深，一麵汲取舊版失誤的教訓，一麵補充曆史資料，期待有朝一日重振旗鼓，再次寫它。上世紀50年代初期，終於如願以償。
近幾年來，陸續出現了李劼人與摯友的書信，其中，以1936年3月4日致舒新城的那封信，對研究李劼人和他的《大波》很有幫助。先從舊版談起。
1936年初，李劼人正式投入《大波》的創作。那年3月4日，他致舒新城的一封信中，談及醞釀寫此書的情況。當時，他家因從斌隆街遷移到桂花巷，手上拮據，要求中華書局預支稿費。基於對文學事業的執著追求和獻身精神，他婉拒了劉大傑邀請去四川大學任教的請求；同時，也慨歎自己“已到中年，始作賣文為活之計，言之笑人”。仗義的老友周太玄慷慨地以二百元資助，使他無後顧之憂，安下心來寫《大波》。又在信中談到，“《大波》係寫辛亥事。自鐵路風潮起，至年底成渝兩軍政府合並止，千頭萬緒，不啻吾川一重要史事，抑全國代謝時之一大關鍵也。”他在創作過程中曾進入過最佳狀態，如：“以十九日之工，將上卷告成”；“中卷一氣嗬成”，“下卷奔騰胸中不能自已”，“足寫了兩個整月。因為頭緒太紛繁，不易著筆，改了又改，太費氣力”。225這封信極為重要，從中不難看出李劼人創作《大波》的經過和甘苦。他又談到這部長篇小說的結尾，“至年底成渝兩政府合並止”。然而在舊版中，這個非常重要的結尾並沒有出現，20年後重寫的新版也未能出現。兩種版本皆因作品未能最後完成之故，隻保存在李劼人重寫時“還有三十萬字”的寫作計劃中。隨著他的去世而消失於浩杳的曆史暗夜！看來，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失敗，將由曆史學家去秉筆書寫了。
在李劼人研究的同人中，有個別學者認為《大波》是受了郭沫若《反正前後》的影響。其理由是郭著出版於1929年，比李著早幾年。不錯，兩者的內容都是寫四川“保路運動”，郭著寫的是個人見聞，近似“回憶錄”或往事隨筆，主觀的成分居多，而李著卻是親身經曆和切感的小說創作，以客觀的敘事為主。與郭著相比和對照，李著並無“受影響”的任何痕跡，而是獨辟蹊徑“後來居上”的。還須提及的是，郭沫若讀了李劼人的幾部小說（《大波》隻讀到上卷），甚為讚賞，寫了長文《中國左拉之待望》。據悉，李劼人對“中國左拉”這頂高帽子並不接受，因為他有自知之明。相反，對郭著頗有微詞，在《夢痕》的開頭即作了揭示，曾向摯友舒新城表示：“郭沫若的《反正前後》，真是打胡亂說，吾書則處處顧到事實。”《大波》麵世不久，在四川軍政界有關人士和公教人員方麵，曾激起強烈反響，作品以不可替代的曆史真實喚起他們的親切感並引起共鳴。四川人和在四川的外省人，以及在外省的四川人都愛讀。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因成都“打啟發”受害而逃亡，寓居上海仍在參與政治活動的周善培，作為一名與保路運動密切相關、上躥下跳、休戚與共的政界人士，他讀了《大波》之後觸動甚深，迫不及待地於次年拋出一本自費印製的小冊子《辛亥四川事變之我》，除了提供幾篇有關的史料為自己辯護之外，同時附了一篇《正大波之誤》。這本小冊子的主要內容如《上端方言》等，對當年發生的曆史事變有可資研究參考之處，至於“正大波之誤”純屬不同於文學創作的煩瑣枝節，上不了台盤，但是，對自己嚴要求的李劼人來說並非毫無可取之處，從某種意義看，兼聽則明為他以後“重寫”《大波》起了一定促進作用。曆經再版、三版的《大波》，在上世紀40年代中期，上海中華書局位於成都春熙北段口的分店，明亮的玻櫃內尚陳列有此書，橘紅色襯以藍花紋的封麵引人注目。昂貴的書價讓我這個愛好文學的窮學生無力承受，隔著玻櫃看看而已。80年代初，我有幸從友人珍藏的舊書中發現它，如逢久別的故人，驚喜過望，閱讀多次，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進而萌發研究意願。遙想當年，與紅極一時產生過轟動效應的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相比，《大波》被文學界“冷落”了。作品麵世之後，有反響總比悄無聲息好。可喜的是，郭沫若以長文盛讚它為“小說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說的近代《華陽國誌》”。名人評名著，在當年是文壇流傳的佳話。相對於瞿秋白評《子夜》，茅盾讀《倪煥之》，郭沫若的文章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至今仍然是研究李劼人具有啟示性的首選之作，幾部中國現代文學史都將之奉為圭臬，無不授引作為依據。此後，對李劼人作品情有獨鍾的曹聚仁，寫了獨具慧眼的文章（可參閱1997年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文壇五十年》《寫實主義的小說》部分）。香港的中國新文學史家司馬長風對李劼人小說見解獨到的評價，乃眾所皆知，這裏不必贅言。
曆史小說不同於通俗的曆史演義，前者除了敘述曆史事件之外，還必須寫世情、寫人物，寫千奇百怪多姿多彩的生活場景。舊版《大波》與《死水微瀾》《暴風雨前》比較而言，更是嚴格意義的曆史小說。在述曆史部分寫了重大的曆史事件，提及了曆史上有名有姓的真人，比虛構的人物多得多，但立得住足的比較少。盡管虛構的人物不多，如黃瀾生夫婦、楚用、吳鳳梧等，然而他們卻是血肉豐滿、生動傳神的藝術形象，是在一定曆史階段活動的人物，具有曆史的認識價值。令人頗感驚異的是，有學者認為，《大波》寫的是“作者二十歲上下發生的社會事件”，“不能算是曆史小說”，隻屬“時事小說”。226是否如此，姑當“一家之言”，錄以備考。作為一部“述曆史，寫世情”的長篇小說，舊版《大波》在上述兩方麵，不僅比例失調，而且顧此失彼。在“述曆史”方麵很少正麵敘述，采用的多是借他人之口轉述，最大的缺陷是遺漏了許多重大曆史事件；未能直接寫出或著力描繪幾個重量級的曆史人物如：清王朝的高官端方、趙爾豐、岑春煊，立憲派頭麵人物如蒲殿俊、羅綸，以及軍方的實力人物尹昌衡等（在新版裏都有開創性的出現和發展）。凡此種種，給作品造成明顯的缺陷和“硬傷”，正如李劼人自己說的“偏偏《大波》寫得頂糟，有機會重寫以贖前愆”，這些話分量不輕，並非自謙，而是作家基於忠誠發自內心的告白。比較之下，舊版《大波》在“寫世情”方麵，確實是成功的，它不僅保留並發揮了創作《死水微瀾》《暴風雨前》時描繪人物、抒寫世情的藝術特色，而且人物塑造尤其是黃太太形象的塑造，可與蔡大嫂的形象並駕齊驅，雙峰對峙，兩美並存。黃太太的形象恰似川劇藝術舞台上的花旦名角，一出場就令觀眾注目，言談舉止周身都是戲，從心裏為她叫“好”！李劼人給中國新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又一個光彩照人的婦女形象。舊版的藝術成就，在於它的原創與本色，與《子夜》初版本的可讀性近似，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夢痕》裏出現的吳鳳梧，是《大波》突出刻畫的藝術形象，是李劼人在保路運動中深入生活的獨特發現。由於時代在變化，他比《死水微瀾》裏的袍哥羅歪嘴更具曆史認識價值。這個集兵痞、跑灘匠、冒險家於一身的“易膽大”，是政治風雲即將發生突變那個曆史階段的獨特存在。通過他的所作所為以及後來的飛黃騰達，不難看出動蕩的時勢造就了這類“下三爛”登上政治舞台演出的種種活劇，反映出辛亥革命的實質和局限的根本原因。因而，吳鳳梧這個藝術形象具有亂世機遇使光棍變成暴發戶的代表性。袍哥如羅歪嘴那樣隻顧吃喝嫖賭和“偷情”活動的時代早已過去（逃亡後再未出現），而今正是吳鳳梧之流登上了以帶兵為伍，以槍杆子為主在政治舞台充分表演的時候。總之，他們的出現為以後四川長期存在的軍閥割據與混戰不休埋下根深和長遠的伏線，並作了厚實的鋪墊。與寫軍閥時期成都社會幾個短篇小說相對照，李劼人對那類兵痞出身的大大小小軍閥是相當熟悉的。作為曆史小說的舊版《大波》，自有它不可替代的認識價值和某些審美作用，即使存在少許“硬傷”——或某些缺陷，也有值得研究或借鑒的方麵。因為作品提供了前輩或同輩作家沒有觸及到的史實和生活內容，而對後繼者更是有益的啟示。也許是受新版《大波》的影響，1982年，湖北作家任光椿（1928－2005），創作了以武昌起義為內容的曆史小說《辛亥風雲錄》，讀者反應平平，隨後作者積累了更多史料，在重寫時充實了原作，從30萬字擴展為70萬字的長篇小說，由廣西漓江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部超長篇的小說能以完璧麵世，來之不易。他比李劼人幸運。關於舊版《大波》，我曾寫過兩篇文章：一篇寫與新版的對比（載《四川現代作家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篇雜談（載《李劼人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隨著幾十年的歲月滄桑，舊版《大波》已屬稀世珍本，難得一見了。基於它可供研究的曆史價值，竊以為，在我國出版界享有老品牌聲譽的中華書局，完全應當重版這部小說，與新版《大波》並存而互補而相映生輝。
重寫《大波》的艱辛曆程
李劼人為什麼不是修改而是重寫《大波》？這個問題看似複雜其實簡單。質言之，是他基於強烈的曆史使命感，來自作家的責任心。“一位外國作家曾說：‘有才能的作家寫他所能夠寫的，偉大的作家則寫他不得不寫的。’” 227而《大波》正是李劼人“不得不寫”的。所以情牽夢縈千回百轉難以安寧。距舊版麵世20年之後，老當益壯的李劼人不惜年逾花甲的高齡，果斷地全盤推倒將近50萬字的舊作，另磨新墨，重寫《大波》。作家的這個大膽舉措令人吃驚。因為此舉猶如粉碎一座山峰又重建一座山峰，是一項漫長而艱辛的藝術創造大工程，又如一次用生命投入的“馬拉鬆”式的長跑。推倒舊作容易，創造新作艱難。縱觀中國現代文學史再橫向比較，李劼人的這個舉措在同輩老作家中是獨一無二的。
萬事開頭難。李劼人重寫《大波》開始並不順利，在接受了友人意見後，冷靜地作進一步思考。他一麵繼承古代文學的優良傳統，一麵借鑒外來作品的成功經驗，兩者的有機結合，形成他獨有的敘事藝術。從重寫的《大波》看，無論總體構思與布局，敘事方式與藝術表現，語言運用等，都與舊版截然不同，而且在形式上有許多突破和新的創造。李劼人在總體上采取網狀形結構，多層次、多側麵、立體交叉地反映那段曆史時期的風雲變幻；在布局上以部為單位再分若幹章，每章冠以章名分外醒目，章與章之間既有連續性又相對獨立。它有別於張恨水半新半舊式的通俗長篇章回小說，而是運用新文學民族形式寫的長篇曆史小說。傳統章回小說的回目講究對仗、工整如詩句，而它則因內容不同章名各異，字數有長有短。長的有十個字之多如：“難忘的一天——十月十八日”（打啟發），短的隻一個字如“變”（三渡水慘象）。在宏大的曆史敘事方麵，李劼人以置身民間的立場，全知全能的多元視角，對“保路運動”的起因和發展夾敘夾議，條理清楚，褒貶分明，充分體現出廣大民眾對那些政治事件的認識與情緒反應。由於掌握了豐富的史料，因而左右逢源，取之不盡，加以許多史料來之不易，難以割舍；千頭萬緒，紛繁複雜，以致帶來敘事方麵的副作用——使讀者因線索太多又煩瑣而感到沉悶。這是重寫的《大波》在敘述曆史方麵存在的缺陷。相反，在寫世情方麵則充分發揮了他固有的優勢，洞察幽微，細致傳神，運筆自然，引人入勝。然而也必須承認，作為一部宏大敘事的長篇小說，反映曆史的真實麵貌是首要的，因為風暴激動起來的海洋，是由眾多浪頭洶湧彙聚而成的。不如此，怎能表現出當年鐵路主權“民營”與“國有”的尖銳糾紛，直到嚴重政治鬥爭的軒然大波，後來發展為組成“同誌軍”用武裝“保路”的風暴！
長篇小說的要素不外乎包括三個方麵：敘述曲折、離奇、引人入勝的故事，塑造性格鮮明、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描繪錯綜複雜、光怪陸離的生活場景。有了這三個主要的方麵作基礎和支柱，構成框架，再以富有鄉土特色、具有個性的語言來表現，作品就基本上取得成功。作家在創作中還須一種戰鬥精神。一部成功的長篇小說因它擁有深廣的社會生活內容，從而給讀者以厚重的曆史感，確切的時代感，魅力誘人的審美感。包羅萬象的長篇小說，從來就有百科全書式的美譽。當然，包羅萬象並非長篇小說的優點，或許還是缺陷；而百科全書也不是應有盡有，必須有所節製有所選擇。
1958年，李劼人繼1953年在故居短暫停留之後，再次堅持從機關公寓遷回“菱窠”，從此，他在那裏度過一生中的最後五年。那裏，不僅是他晚年需要停泊的生命港灣，也是他應當回歸的精神家園，又是他慘淡經營了近20的安身立命之地，更是他重寫《大波》必須擁有的創作天地。當年菱窠周邊原有的田園風光已今非昔比，但是沒有城市的擁擠與喧囂，每天他迎來晨曦送走夕陽，徘徊於菱角堰邊，徜徉於田間小道，眼前的一草一木都會喚起許多記憶，通過時空的隧道激發了創作靈感和藝術想象。更為重要的是，那裏既無案牘之勞形，又無“權”的紛爭、“力”的較勁，因而心無旁騖正好完成他的“名山事業”。一段時期，不知多少個日日夜夜，他曾進入自由揮灑的創作狀態，以如椽之筆和日趨爐火純青的腕力，寫出不少閃耀著思想、藝術光彩的篇章。這類篇章在第四部裏尤為突出。李劼人傾全力精心建造的是一座豐碑，一座可與至今矗立於人民公園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並立的豐碑——《大波》！事實證明，李劼人遷回故居的選擇是明智而正確的。自從遭遇了一場政治風浪的衝擊之後，不僅備受冷落，而原有的職務已是“名存實亡”；與其“屍位素餐”，不如抓緊時間把小說寫完更有效地為人民服務。當年能夠擔任成都市副市長職務的人選多的是，而精神豐碑《大波》隻有一座，這不僅在四川即使在全國的老作家中，也非李劼人莫屬！
當年的菱窠並非世外桃源，李劼人在潛心寫作中，仍然擺脫不了他的社會角色所要麵對的現實生活。雖然“離職”或“脫產”搞創作了，但是他的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並沒有變。如：上麵安排的政治學習必須參加，通知的會議非到不可，有些應酬事務不能拒絕，等等。因此，他的寫作時斷時續進展緩慢。這類外來的種種幹擾對長篇小說的創作極為不利，而且妨礙極大。比如：正在寫的生活場景停頓了，人物的活動突然“定格”了，人物雙方的對話啞口無言了，等等。無奈，隻好等待有空時靜下心再來繼續。這是創作長篇小說最令人頭痛的。最近，讀《李劼人晚年書信集》，感慨很多。在他給友人和家小的許多書信裏，談了他當時的生活處境與寫作困境，加以年老體衰和其他原因，對《大波》的寫作曾有過“已提不起興致”的消極念頭。尤以1962年10月26日致女兒李眉的信，詳盡地寫了上麵為他安排的活動日程，為他被占據的時間痛惜不已。還有同年9月《致諸有瑩》信：“今年七個月內，整整開了五個月的會，到目前，才寫出定稿六萬字之譜，距離預計，實在太遠太遠，真是無可奈何！”可惜又可歎，天不假年，距上述兩封信不到三個月，李劼人就因病逝世了！時至今日，當我們麵對他寫《大波》第四部那幾萬字的手稿時，不禁悄然動容，歎息不已。據李眉《李劼人年譜》1962年12月12日記載：午休後，仍伏案寫作。夜半，《大波》第四部第四章五節寫完，旋即在日記中記下“……哮喘發作，不能執筆……”。次日，即被送入四川省人民醫院，昏迷。那卷寫滿蠅頭小字的手跡，正是他哮喘病發作後仍堅持寫作，與病魔作頑強鬥爭留下的手跡，多麼珍貴又引人深思的手跡啊！如今，它已成為李劼人故居的“鎮館”之寶，舉凡參觀過的人無不為之肅然起敬。
李劼人在寫作中除了時間被占據的幹擾之外，還有來自中國作協的無形壓力。有關領導曾與李劼人麵談，提及《大波》寫群眾運動存在的問題，言下之意，對群眾運動應當那麼寫，不應當這麼寫。對此“長官意誌”，他未置可否。從《大波》看，無論寫到的層次多種多樣的成都市民，還是外地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同誌軍隊伍，李劼人都是從曆史生活實際出發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既不貶低也不抬高。貶低有失厚道之心，抬高不免欺世媚俗。比如，第二部第二章的“同誌軍——學生軍”與第七章的“變”就是如實書寫，毫不隱瞞的。前者寫得悲壯激越，後者揭露得驚心動魄。《大波》不但寫出了曆史的真實，從某種意義而言，還是在曆史學家之前寫出了真實的曆史。隗瀛濤的《四川保路運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曾多次引用《大波》寫的曆史事件和群眾運動的場景。這在文學與曆史之間交流的現象並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