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李劼人重寫《大波》曆盡艱辛，而成果卻紛紛麵世。作家出版社繼1958年推出第一部後，1960年又推出第二部。此後，他積極投入第三部的寫作，於1961年底完成。那年春節，李劼人自撰了一副對聯：“敢有文章驚天下，莫叫鵝鴨惱比鄰”。上聯表現出他重寫《大波》的自信，下聯看似自律實為反諷，弦外之音，耐人尋味。如今，這副對聯經名家書寫刻板，赫然掛在李劼人故居新建的“濃春閣”兩側，參觀的人無不會心地微笑。
1961年10月是辛亥革命50周年，《人民日報》副刊以整版的篇幅，選登了《大波》第三部第四章的《龍泉驛兵變了》，即：《在彙為洪流的道路上》。同時，《人民文學》第十期以顯著地位，刊載了《大波》第三部第二章《端方的打算》；與之配合，《文藝報》主編張光年用筆名“辛仁”，寫了幾百字的同名短評，發表於該刊第十期。文章稱“李劼人是寫人物，講故事的妙手”，對他“廣博的社會知識，豐富的感情印象的記憶力，用惟妙惟肖的語言和生動的細節刻畫個性的能力，描繪風土人情的本領，以及四川人特有的幽默感等等，不能不擊節讚賞。”2281962年該刊第十期又刊載了閆綱、沈思的評論《繪聲繪色的〈大波〉》。此外《收獲》《新港》等也選登了小說的某些章節。寓居香港的曹聚仁還寫了《買〈收獲〉，讀〈大波〉》。可以說，那個時期是李劼人50年文學創作生涯中出現的絢麗晚霞。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難得出現的那一抹晚霞消失得太早、太快了。次年12月24日，老作家李劼人因病醫治無效溘然逝世。從1958到1962年的5年間， 他重寫的《大波》已達90多萬字。還有尚未寫出的30萬字，相當於《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兩部小說字數的總和，如果天假以年最後完成，其內容將是何等的豐富和精彩！而作品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曆史貢獻，也就不言而喻了。偉大的作家雨果寫法國大革命的長篇小說《九三年》，從準備到寫定花了10年時間，鄭永慧的中文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總共才31萬字。比較之下，李劼人以十年儲備資料，在短短5年間卻寫了幾十萬字，從中不難看出他艱辛的創作曆程和拚搏精神，消耗的體力和精力之多之大不難想象。1962年11月12日，作家出版社負責人韋君宜曾去故居訪問李劼人，並向他約稿。當她得知老作家逝世的消息時，曾感歎：“他是死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的啊！”正如戰士犧牲在沙場那樣壯烈、可欽可敬！
關於李劼人重寫的《大波》在學術界的反應，還有一個重要情況值得提出。樊駿在《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幹背景材料》裏，談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在邀請多位資深專家的座談會上，“黎澍則專門指出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是不可多得的文學巨著，希望我們的文學史能夠給予充分的評價。早在30年代郭老就曾以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原文如此——引者）與之相比，60年代初這部作品經作者修訂重新出版，卻始終未能得到普遍的重視，還有勞曆史學家如此鄭重的推薦，同樣引起我的反思。”229黎澍（1912－1988）是一位嚴謹的曆史學家，新中國成立後，曾以修改補充過的《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名世，被譽為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近代政治史的典範之作。抗戰時期，他客居成都，一麵擔任進步報紙《華西晚報》主筆，一麵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對李劼人的為人和寫作狀況應當是熟悉的。那次座談會上的發言有力而中肯，為李劼人不平之鳴溢於言表。公道自在人心！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為一位謙遜的老作家，李劼人很少寫什麼“創作談”之類的文章。1956年12月他在四川省文學創作會議上的一次講話，經黃丹記錄後發表於次年《草地》第4期，題目為《談創作經驗》。這是他僅有的一篇經驗之談。當重寫的《大波》紛紛麵世之際，《人民文學》編輯部曾邀請他寫類似梁斌談《紅旗譜》的創作之類的文章，他拒絕了，並表示“永遠也寫不出”的堅決態度。這並非傲慢，而是不願步他人後塵寫應景或自我吹噓的東西。然而，李劼人重寫《大波》的幾年間，可以說是在頑強地拚老命，其中的甘苦自己最清楚，得與失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寫了如《〈大波〉第二部書後》《第三部書後》。這兩篇文章內容充實，文筆老辣，又具坦誠態度和論辯意味，這是他獨有的個性表現。實事求是，不卑不亢，頗具大家風範，值得新版《大波》的研究者認真閱讀深刻體會。縱觀李劼人重寫《大波》的艱辛曆程，猶如一首獨唱的生命之歌，那麼響亮又那麼淒婉動人！
新版《大波》的成就與缺陷
新時期以來，李劼人和他的作品開始被學術界“重新認識”，在他的家鄉四川成都，一段時間出現了李劼人研究的新局麵。從1980年到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連續推出共五卷七冊的《李劼人選集》。《選集》第五卷附有曾任李劼人秘書謝揚青寫的“編後”，對我們認識這位老作家的人品、研究他的作品頗有參考價值。從上世紀80年代初起，由有關方麵多次召開李劼人作品研討會。《四川文學》《社會科學研究》《紅岩》雜誌先後刊出幾篇文章，接著，《川大學報叢刊》《川師學報》《西南民院學報》等也紛紛刊出評論文章20多篇，可謂盛況空前。成都市文聯編研室首先推出論文集《李劼人作品的思想與藝術》（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然而在眾多文章中，幾乎都集中於對《死水微瀾》的認識與評價上，對《暴風雨前》很少觸及；對《大波》也未給予應有的關注。作為後學又土生土長於成都的我，對前輩寫家鄉社會曆史風貌的心血之作倍感親切，還有一種難以言傳的偏愛之情。如《死水微瀾》寫到的東大街、青羊宮，《暴風雨前》寫到的下蓮池、勸業場等，都曾留有我青少年時的足跡，而今再現於書中的形象描繪，真如舊地重遊，使我怦然心動。多次捧讀沉甸甸的《大波》，了然於心，欲罷不能。這裏有兩點因由：第一，原來先父（1963年逝世）與李劼人同庚，也是當年“保路同誌會”的成員，隻不過從事的行業各異，不在一個分會。據先父談他曾親眼目睹過督院街總督衙門前發生 “血案”的慘狀，又圍觀了舊皇城明遠樓前尹昌衡下令殺趙爾豐的盛大場麵。先父大半生的娛樂愛好是聽評書，記憶力又極強，我小時候就喜歡聽他複述那些曆代演義如“說唐”、“說嶽”、“楊家將”等，興趣盎然，深受教益。尤其是擺起當年參與“保路運動”的見聞和感受，時而情緒激動，時而歎息不已。在談到廣大市民聲援蒲殿俊、羅綸、張瀾等，蜂擁到督院街請願時，他動情地說，聽到衙門裏槍聲響，人群如崩山一樣逃跑，我幸好跑得快，要不早就沒命了，哪還有我現而今這一家人，哪會有你啊！又“幸災樂禍”地說：“趙爾豐是屬豬的，辛亥是他的本命年，所以遭砍了腦殼！”又談起少城公園裏那座高大的紀念碑，落成揭幕那天，人群前往瞻仰，擠得水泄不通的熱烈場麵。這一切，在我腦海裏留下幾十年也難以忘懷的記憶。每當捧讀《大波》時，無論李劼人寫的那些曆史事件，還是先父擺的“龍門陣”，都或同或異地在書中出現，彼此互動，心領神會，加深了形象記憶引起了理性思考。第二，上世紀40年代初期，在本市銅井巷南口與王家壩街東口連接之處，新修了一座小巧的公館。據說，那是曾任四川軍政府總督尹昌衡養病的地方。觀它的氣派雖不及掌權的軍政界人士的公館豪華，卻也使平頭老百姓仰而視之，緊閉的黑漆大門內莫測高深，行人路過隻匆匆投以一瞥。記得一天上午，我隨先父路過王家壩街，湊巧，那座公館的大門打開了，出來一輛漂亮的私包車，上麵坐著一位老人。他的臉形較長，容顏蒼白又清瘦，頭戴一頂金瓜形的青緞帽，帽頂上有一顆大紅珠，帽簷正中嵌有一塊玉牌；他似睡非睡地穩坐車上，車後有一個隨從跟著，緩緩地向西走去。那時刻，我因感到奇怪而發呆了，先父指著遠去的背影對我說：“看清楚了？他就是尹昌衡，那年辰的尹都督，好威風啊！現而今，老成這個樣了——”幾十年一晃而過，當時景象至今曆曆在目。讀《大波》到有關這位風雲人物的言談與行為時，不禁想起那僅有的一次看見他，也算“久仰，幸遇”吧。那年，我剛滿12歲，小學畢業了！
當我寫了《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兩篇讀後感拙文，自然就輪到《大波》。麵對這部幾十萬字的巨著，猶豫再三，隻好迎著困難上。出於“拋磚引玉”的初衷，我利用業餘時間見縫插針，幾易其稿，於1985年交出一篇萬餘字的解讀答卷《論〈大波〉》。承蒙《當代文壇》主編何開四不棄，破例刊於第十期，這對我當然是很大的鼓勵。此文收入論文集《李劼人小說的史詩追求》（成都出版社1992年出版），幾年後又寫了《〈大波〉語言藝術二題》，作為上文的補充，收入《李劼人的人品和文品》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關於新版的成就，在下已呈管見不必重複。至於它存在的缺陷因尚未識透，加之限於學力，遲遲未能動筆。我雖然寫了幾篇芻蕘之作，仍有意猶未盡之憾，因為文學巨著往往“橫看成嶺側成峰”，總是說不完、道不盡的。當前有些長篇小說出手就是幾十萬字，洋洋大觀，看似頗有“才氣”，實際上作品的含金量極少，雜質較多。有的故作深沉，有的玩世不恭，更有的拿肉麻當有趣，令人難以卒讀。一眼就望穿一言就切中的這類作品與《大波》相比，不啻雲泥之隔。近幾年來，隨著步入老境，空有意願擬再作探索，但已力不從心了。盡管如此，依然念念不忘《大波》，希望學術界有高論以匡不逮。自1990年退休後，有充足的時間自由支配，每日以讀書寫作消磨時光，隨時注意有關李劼人研究的成果，偶爾也寫點東西敲敲邊鼓，略盡綿薄之力。十多年間，先後讀了幾部新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都有談李劼人和他的作品的篇幅，長短有異，評價也各自不同，引起極大的興趣，開了眼界，受到啟發。對諸位史家的觀點，既有同意的又有可以切磋的。轉述容易走樣，不妨當一次“文抄公”。依次羅列如下：
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開始涉及李劼人和他的作品，全文不過幾百字，聊勝於無，但在國內學術界卻起了領先作用。
曾慶瑞、趙遐秋編《中國現代小說140家劄記》，以《描繪曆史畫卷的大河小說》為題，對李劼人的四部長篇小說作了介紹，因係劄記之故隻把作品依次羅列，點到為止，沒有具體分析，但肯定性的敘述是顯而易見的（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下卷，第569－577頁）。
黃修已《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有關《大波》方麵說：“在現代曆史題材的小說中，像這樣規模巨大，描寫真切的，它仍是首屈一指。”（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388頁）
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認為，李劼人“在結構、人物、語言各方麵都得於傳統與地域文化知識修養的豐足”，“《大波》生活積累之不足以支持宏大的創作意圖，讀來便覺沉悶，顯出藝術細節粗略的欠缺了。但是他小說的史詩性質與世態描寫的高度結合，是異常突出的”（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頁）。
程光煒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說：“而就是這僅完成的三部曲，無論從長篇小說的藝術結構看，還是從小說所展示的豐富而廣闊的曆史空間看，都堪稱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傑作。”又說：“但《大波》過多的曆史線索的勾勒，過少的日常生活描繪，造成小說藝術性的減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215頁）
上述幾例談到《大波》的成就，似嫌過於簡略，但肯定性的觀點卻是一致的，談缺陷方麵也有近似之處。比較之下，竊以為：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對李劼人新版《大波》的成就與缺陷，不僅立論公允而且做了全麵細致的分析。此書在第四章長篇小說的第六節中寫道：“作者重寫《大波》，追求的是用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重新審視這段曆史，希望能找出這場運動在曆史發展中的位置和意義，從而再現出辛亥革命時代的中國曆史畫卷，勾勒出一部近代中國的宏偉史詩。”“這一追求構成了《大波》的最大藝術特點：宏觀的視野和曆史的高度，具有一定的曆史縱深感。畫麵相當恢弘，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麵全麵描畫了保路運動的全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頁）對《大波》的成就做如此高度的概括，深得我心。然後細談了作品的三個藝術特點（原文較長，為了不占篇幅，從略）。又說：“作品的缺陷也很明顯，首先表現在曆史觀方麵。雖然作者力圖以曆史唯物主義方法去審察曆史，但並沒有具備真正高屋建瓴的曆史視野，對於事件背後的真正動因，作者也沒有形成自己獨立而深入的見解。由於缺乏統率全文的深刻曆史思想，作品所展示的曆史畫麵就因為缺乏關鍵的主線而顯得蕪雜。其次體現在細節描寫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品對宏觀的曆史畫麵的描繪是全麵的，但在人物日常生活細節描寫方麵主要著力於政治活動層麵，缺乏真切細膩的生活場景展示，人物形象也顯得不夠生動、豐滿，個性化的人物形象很少。”（同上，第140頁）除了上述指出的缺陷之外，幾乎都一致認為《大波》讀來沉悶。所謂沉悶者因作品有冗餘的成分之故也。這裏既有內容繁雜提煉不夠的問題，又有藝術表現力方麵未能得心應手的問題。古今中外的長篇小說似乎都有類似的通病，讀來沒有沉悶感的可說是少之又少。被譽為“小說家中的小說家”的俄國作家屠格涅夫，在他的六部長篇小說中，使讀者進入最佳閱讀狀態的也不過是《羅亭》《前夜》《貴族之家》。法國的大作家雨果寫了多部長篇小說，其中，唯有《九三年》經得起反複閱讀。他的《巴黎聖母院》關於聖母院教堂古典建築的格局與壯觀的詳細敘述，也許是太專業之故，中國讀者摸不著頭腦難以卒讀，依我看法國的一般讀者也未必對它感興趣。從小說藝術來要求，那是應予刪除的冗餘部分；但從西方建築史來衡量，卻是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大波》那些冗餘的曆史敘事，是作家未能“跳出曆史”造成的，當然是小說藝術的大忌，但對研究清末曆史的學者而言，卻是可供參考的重要資料。前麵提到的《四川保路運動史》即可佐證。人們對長篇小說的要求因人而異，文化修養與社會層次不同的讀者往往是各取所需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說過，哪怕是大師的作品，也有純屬冗餘的成分，因而希望有大手筆把它們進行精練。這個願望當然無可厚非，卻並不實際甚至過於天真了！試想，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有許多冗餘的成分以及不少囉唆的議論。那麼，由誰來對它“進行”精練呢？即使有大手筆來動未必會取得成功。任何堪稱經典的文學作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正因它的原創性和成就與缺陷並存，才具有研究的價值，因為取信於當時而傳信於後世的文學作品，往往比史籍更真實。
長篇小說，尤其是多卷本的大部頭，都是作家幾十年的生活積累、感情積累，然後用生命拚搏出來的心血之作，從而具有“裏程碑”的意義。由於積累的厚實，掌握素材的豐富，人生閱曆的練達與視野的開闊等，如影隨形般難以分開，當他提筆書寫時文思如泉湧，停不下收不住，以致清濁混同沒法過濾。舉凡具有“史詩”品格，“百科全書”式內容的作品，似乎都存在這類問題。即以由魯迅界定為“世情小說”的《紅樓夢》而言，陳獨秀就認為它有瑣碎可厭的地方，遑論其他了。盡管新版《大波》有這樣那樣、或多或少的缺陷，然而並非什麼錯誤，更不是什麼嚴重的錯誤，以作家的文學修養和寫作能力，假以時日完全可以彌補。對李劼人重寫的《大波》有學者認為：“第二部勝於第一部，第三部又強於第二部，第四部未竟稿更為膾炙人口。多卷本的長篇小說能夠一部比一部寫得好，在當代文學史上是少有的。”230對此，在下深有同感，並引為知音之言。寫到這裏，不禁想起十多年前一度暢銷的帝王係列和為“名相”歌功頌德的“曆史”長篇小說，那類小說在“戲說”曆史時，犯下的常識性錯誤可謂百出、千出，誤導了平民讀者又貽笑大方。跟蹤製作的帝王係列電視連續劇，大搖大擺地進入千家萬戶，在娛樂觀眾的同時，隨之造成的負麵影響不容忽視。試問：封建王朝的專製君主真的那麼“聖明”嗎？時至今日，那類嘩眾取寵的“曆史”長篇小說已成過眼雲煙隨風而逝了。與之相反，李劼人的《大波》從1983年改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多年來不斷再版，擁有的讀者也越來越多。書比人長壽。我們的子孫後代要認識辛亥革命和它的前奏——四川“保路運動”，《大波》是必不可少的形象參照。西方諺語雲：“閃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是金子必定閃光”。我國民間則有“真金不怕火煉”的名言流傳！
總而言之，李劼人的《大波》作為長篇曆史小說，它的成就已由各位文學史家充分肯定，也為廣大讀者接受，某些缺陷占的比重不大、也不多，從現有的字數已達寫作計劃的四分之三來看，仍然是不可多得的文學巨著。然而，有個別學者卻把《大波》的缺陷當做“失敗”看待，似有“否定”之嫌；這樣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論斷有失公平與公正，難以苟同。令人納悶的是，有眾多以近代曆史題材製作的電視連續劇，卻不見《大波》的蹤影！可能是困難又多又大，不便輕舉妄動。竊以為，像《大波》這樣題材重大、內容豐富的文學巨著，要把它改編拍成電影，或製作成電視連續劇，確實是十分困難的，必須要勇敢地迎難而上。耑此，非大手筆不可，非大藝術家不可！我們拭目以待。
附記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又是李劼人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作為後學的我對這位前輩先賢，懷著悠悠不盡的思念之情，而今，以八十進一的有病之身，斷斷續續地寫下這篇拉拉雜雜的拙文，獻給先生在天之靈！
從《大波》看清季四川交通近代化
◎謝天開231
摘 要 作為清末洋務運動的一部分，四川交通近代化從經濟技術層麵上引爆了辛亥四川保路運動，並也在此層麵運作了此次事件。四川保路運動的表麵為地方與國家路權的博弈，在深層次上則是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調適，而且也與川人的蜀道集體記憶相關聯。李劼人長篇曆史小說《大波》作為“大河小說”則是為信史，於宏大曆史敘事之外，從心態史、物質文化史、民俗文化史，尤其是在四川交通近代化等方麵還原了當時的曆史場景。
關鍵詞 交通近代化 保路運動 信史
李劼人的長篇小說《大波》，無論是被譽為“反映時代的超長篇小說”即“大河小說”，或是曆史小說，都可以看做為一部鴻篇巨製的“信史”。
戴執禮主編的《四川保路運動史料》為記載辛亥史實的權威著作，其在“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引用書報目錄”專門提及“《大波》，李劼人撰。描寫辛亥四川保路運動的長篇小說，民國二十六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三卷，三冊”。
其中引證資料：
四川保路同誌會公啟[1]273
宣統三年七月一日（1911，8，24）
（一）勿在街頭群聚。
（二）勿暴動。
（三）不打教堂。
（四）不得侮辱官府。
（五）油、鹽、柴、米、一切飲食，照常發賣。
能守秩序便是公民，無理暴動便是野蠻。
——《大波》卷上，第二四六頁。一九三七年中華書局排印本。該書係章回小說，李劼人撰。
如此一部權威的史料專輯，而將一部長篇曆史小說作為史料引用，這是極為罕見的。
作為互證，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裏：“致藍子玉一封（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日）”[2]83中稱：
以為我頗熟悉前川漢曆史，事實殊不盡然。我比較熟悉者，為爭路事件，而於川漢鐵路本身曆史，則知之甚少也。關於此項記載，我所收集抄錄雖有若幹，然於公之編寫，都無裨益。茲特介紹二種文件如後，庶幾略有幫助：
一、《辛亥遜清政變發源記》，前川漢鐵路公司主任管事彭蘭棻於民國二十二年撰印；
二、《四川保路運動史料》，戴執禮一九五九年篡輯，科學出版社印行。
前書大約不易求得，我處尚存一冊，可以奉借。
戴執禮為四川保路運動史研究專家，其編修是極為嚴謹的，而將《大波》作為引用文獻，這足以說明《大波》作為信史的價值所在。況且，戴執禮還在其書後記中道：“本編承李劼人、劉培芝、李元伯、舒群實先生供給一些史料，並校閱了部分稿件。”這也間接地說明，作為小說家的李劼人是極為重視史料的收集與參考的。
作為信史的《大波》由於文學的豐富性，也可以視為當時那個社會時代的心態史、日常生活史、物質文化史、身體史、交通近代化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