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喜歡讀小說，小說家的地位相對也很高。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很多都是擅長寫小說的。不過這種情況和中國古代很不一樣。
中國古典小說的地位一直都不高。大人先生們最看重的是經史之學，也就是研習《詩經》、《論語》等十三經或《史記》、《漢書》等二十五史的學問。次一級的也會寫詩填詞作賦，成為一位文人雅士。小說家則往往為人們所輕視。班固的《漢書·藝文誌》把小說家放在十家之末，而且不加入九流之中，並說明“其可觀者九家而已”。雖然也說“雖小道，亦有可觀之詞”，但始終不可以登大雅之堂。曹丕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裏的文章是指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等文體，小說是不包括在內的。小說最早的說法主要是瑣屑之言，不是大道理所在。或是一些雜七雜八的內容，難以包括在其他的範疇裏，就歸入小說類。由於這個出身，可以看到小說一直受到輕視。
由魏晉南北朝到明清時期，小說都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我們往往不能確定一些我們現在以為重要的小說的作者。即使四大奇書的作者都不確定，隻能說在現有的資料下，應該是屬於某人，但仍不斷有學者提出新的看法。古代小說作者托名、佚名的都很常見。
近人黃人在《小說林發刊詞》中曾經這樣總結古典小說的地位：
昔之於小說也，博弈視之，俳優視之，甚且鴆毒視之，妖孽視之；言不齒於縉紳，名不列於四部。
小說是難登大雅之堂的，甚或會壞人心術，所以又有《紅樓》誨淫、《水滸》誨盜的說法。
但從另一方麵看，也有不少人喜愛小說，推崇小說。曆來小說與曆史的關係至為密切，正因為這樣，小說總是以羽翼信史來抬高身份。小說的評論和序跋經常會提到小說的曆史功能。正所謂“史統散而小說興”。史書中《左傳》和《史記》最為人所尊崇，所以小說的評論者總會提到某小說在寫法上可以追得上這些史傳，甚或某方麵尤有過之。李漁稱“《三國演義》，則據實指陳，非屬臆造，堪與經史相表裏”。任蛟說“《西遊記》天書也，奧妙奇方，無般不載，泄諸經之所未泄”。明清的評點家以極高的讚詞來評說小說，使本是“小道”的小說也漸漸步入文人雅士的大雅之堂。
到了二十世紀初，小說終於從史傳的餘蔭下走出來，由文學的邊陲拉到文學的中心。梁啟超破天荒地提出：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晚清末年，有誌之士有見國家衰弱，便想借外國的經驗救國救民，教育國民大眾是其中重要環節之一。梁啟超便想以小說救國，所以突出小說的社會功能。這樣史無前例地提高了小說的地位，使小說擺脫曆史的束縛而為政治服務。但另一方麵，這樣的推崇也有不足，就是沒有很好地顧及小說文體的文學性。
其後，五四時期的胡適、陳獨秀等人都很重視小說，陳獨秀說“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文學革命論》）。眾人的倡導，把白話小說的地位提升到文學的中心。其時有所謂進步的文學觀，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曆史的文學觀念論》中提出白話文學是中國文學正宗的看法。他指出“夫白話之文學，不足以取富貴，不足以邀聲譽，不列於文學之‘正宗’，而不能廢絕者，豈無故耶？豈不以此為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為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而中國白話文學的主流就是元明之後的戲曲和白話小說，小說也因為這種論調而走進文學正宗的殿堂。
兩千年來，小說由小道至大道，在小說家、明清評點家、晚清至五四學者的努力下，順應白話文運動、小說界革命的趨勢，進入文學的中心。與此同時，中國古典小說也完成了曆史的使命，中國小說正式步入現代，另外開花結果。
請舉出你所了解的古今文學家，並指出他們主要的創作方向是詩詞、散文、戲劇還是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