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經史影響
先秦經籍如《尚書》、《左傳》等都是史書，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漢書·藝文誌》）。史官文化中的修史原則、敘事技巧、材料的取舍等對小說都有深遠的影響。首先是小說的命名。《史記》開中國紀傳體史書先河，其中本紀、世家、列傳等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寫法，不僅影響了後世史書的編纂，也影響了小說的創作。唐人小說中以“記”、“傳”為名的便非常普遍，如《柳毅傳》、《李娃傳》、《枕中記》、《古鏡記》等，可謂不勝枚舉。其他如敘事方式中先介紹人物的姓名、籍貫、出身的安排，小說與史傳可說如出一轍。史書多用論讚方式，如在篇尾提出對史事或人物的批評，好比《史記》的“太史公曰”、《漢書》的“讚曰”、《資治通鑒》的“臣光曰”等。這種方式也是小說中常見的，如部分唐傳奇的篇末讚語，《聊齋誌異》的“異史氏曰”，長篇曆史演義如《三國演義》中對人物或事件的評語或詩歌，都可以看到史書的褒貶精神。
小說家又經常在敘事中，尤其是結尾部分交代故事的出處、來源，說明小說的真實可信，這與史書的實錄精神也是一脈相承的。
小知識
古典小說喜歡用詩歌韻文的方式抒情、寫景或議論。如《三國演義》中便用一段韻文，讚美趙雲百萬軍中救阿鬥的忠勇表現：“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來衝陣扶危主，隻有常山趙子龍。”（四十一回“劉玄德攜民渡江趙子龍單騎救主”）
2.想當然耳
一般來說，我們覺得曆史是真實的，小說則是虛構的。不過兩者並不能簡單地用二分法來分析。曆史學家往往把自己的想當然和虛構寫進曆史，如錢鍾書在《管錐編》中提到：
吾國史籍工於記言者，莫先乎《左傳》，公言私語，蓋無不有。雖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大事書策，小事書簡，亦隻謂君廷公府爾。初未聞私家置左右史，燕居退食，有珥筆者鬼瞰狐聽於傍也。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反舌，而何其口角親切，如聆罄欬歟？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據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與母偕逃前之問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殺前之慨歎，皆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當然耳。
古代沒有錄音錄像的工具，事過境遷，到底當時事件發生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可能除了當事人，他人無法得知。錢鍾書提到《左傳》中記載了介之推在逃避晉文公的追蹤時與母親的對答。但其實當晉文公發現介之推母子時，二人已經燒死，死前的對話何以史家會得知呢？錢鍾書說得對：想當然耳。
再以《史記》為例，司馬遷記載項羽和劉邦看到秦始皇帝出遊時的盛大場麵，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項羽本紀》），而劉邦則“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高祖本紀》）這兩段文字顯示了二人不同的性格，項羽胸懷大誌，霸氣過人，劉邦則是羨慕之辭。這兩句話合乎二人的身份性格，但有誰能證實二人年少時的兩句話呢？不過想象之辭，亦要合情合理才能為人們所接受。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小說以“野史”、“稗史”的身份躋身“史”的一員。殷芸《小說》便是史家用寫正史之餘的材料寫成的。不少小說的評論家也以讀史的眼光來看小說，或者以曆史來抬高小說的地位。除正史記載的事情之外，野史保存了很多當時的傳說，甚至荒誕不經的言語，這些富於想象力的傳說更為人所喜聞樂道，便彙入小說中保留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