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對話？何謂良性？
為什麼要談良性對話？因為良性對話是真和解的條件。良性對話就是彼此握手說：不錯，我們有區別，但這個區別並不足以使我們背道而馳。不但不背道而馳，我們還有合作的空間。我們的分歧，不但不妨礙我們合作，而且正因有分歧，我們才有互相學習的空間。
這就是和而不同的真義。和諧不等如多元，它比多元有豐富得多的含義。多元不外就是雜亂紛陳而已，而這就是後現代社會的特色：一切都是碎裂的，沒有所謂的和合與統一，也不必要有和合與統一。多元就是河水不犯井水，就是各不相幹。多元與和諧有一點相似：在各不相幹的世界裏，人與人各行其是，因此，理想地說，應該沒有紛爭與迫害。可是，由於各行其是，也沒有什麼因素可以把這些千差萬別的人拉到一起，讓他們分享彼此的生活、夢想。
吊詭的是，多元本身就是一個夢想，而今日不少人為了這樣一個夢想而奮鬥。在這個奮鬥的過程裏，他們發現有些因素是多元的障礙，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傳統性倫理的霸權、父權和政治權力的霸權。他們要清除這些障礙，所以在多元論者和有關群體之間便起了紛爭。這一回，情況可複雜了。多元主義者覺得他們（或者是他們的當事人）受到了迫害，可是他們的對頭人也懷了滿腔冤屈。比方好端端一個聖誕節，居然大家都羞於說出口，覺得一句“聖誕快樂”，便是對非基督徒的大大不敬。正如同性戀者時常覺得自己被人汙名化，現在，基督徒也覺得自己被汙名化了。從前婚前性行為是禁忌，現在守貞操倒成了禁忌。被汙名化的同性戀者可以大聲疾呼說社會對他們不公平，基督徒和守貞操者則有冤無處訴。這樣的困局，有出路嗎？
有兩個可能的答案。第一，出路在於重尋有效的黏合劑。隻有在人與人聯合起來的前提下，我們才願意為了化解彼此的分歧而付出代價；隻有我們願意付出代價，才有可能化解怨懟和委屈。我們或者可以換另一個答案。怨懟源於痛苦。我們感到痛苦，又認為別人是使我受苦的罪魁，故多會有怨懟。消除了痛苦，才有可能和解。
上述兩個答案，引申出兩個新的問題。問題一，如何將人聯合？問題二，如何消除人的痛苦？對這兩個問題，不同人提出了不同的答案。於是，這些答案又把人分裂了。良性對話，就是尋找一個黏合黏合者之道。問題是，這個黏合黏合者之道存在嗎？
我們先來看看儒家怎樣回答這兩個問題。孔子的時代問題是禮樂崩壞，也就是秩序的瓦解，秩序瓦解造成混亂，混亂造成痛楚。要消除痛楚，就要重建秩序，亦即複禮，而複禮的基礎在於仁。換言之，失仁失禮就是痛苦的來源；社會的最佳黏合劑就是仁與禮。
禮的觀念，在孔門後學的記述和著作裏得到更完整的發揮。在第三章《文教興國——儒家與現代社會》中已經指出，禮有本序、默契、符號和教化四重意義。由禮的本序義，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說，儒家黏合眾人的基礎，來自一個基本的事實：我們活在同一個天地的秩序之中，都是天地的秩序的一部分。這是人與人聯係的最終基礎，亦即張載所謂“民吾胞也”的意思（《西銘》）。
跟儒家相類似，墨子也是在一個亂世裏提出他的問題。亂世帶來痛苦；天下之所以陷入亂世，是因為人們不能兼相愛；這個兼愛，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黏合劑。解除痛苦的方法，一方麵固然是提倡兼愛，另一方麵則要我們節用。同時，有識之士必須運用知識、發明器具，團結組織起來對抗侵略者。這樣侵略者就會知難而退，天下就會太平。
道家認為，我們之所以陷入亂世，是因為我們沒有依從道來生活。道是無為的，依道而活，我們就會生活得簡單樸拙。依據道家的意見，黏合人群的是人的自然本性。
法家則認為，天下之所以亂，是因為社會欠缺明確的行為準則，並且缺乏有效的賞罰機製，以將人民的生活納入正軌。
最後說佛家。佛家認為問題同樣因苦而起，四聖諦的第一諦就是說一切皆苦。苦的來源是來自妄執，妄執的本質，在於強以無常為有常。而消除妄執，最好的方法就是看清楚事物無常的本相，亦即緣起，又即空。
這些不同的立場之間，可以展開良性對話嗎？可以調和嗎？
要是可能的話，調和會是最好的選擇。這樣，不同陣營的人就握手言和了。但是，不可以調和的話，強行調和就是不分是非了。基督的大愛怎樣和納粹主義調和？要調和嗎？
要問中國傳統思想能否調和，我們就要問，何謂調和？怎樣調和？這裏有三個最重要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問，這些思想的核心關懷是一樣嗎？要是不同的話，彼此能相容嗎？
第二，我們要問，這些學說為問題而開出的答案，有相同的地方嗎？有相異的地方嗎？相異的地方，可以視為同一真理的不同部分嗎？
第三，要是不可以，哪一方比較能把捉住真理？另一方要不要修改原有的立場？修改原有的立場後，新的立場會否和學說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馳？
要是不同的學說之間（一）基本的關懷能相容，並且（二）其相異的主張能理解為同一真理的不同部分，或者（三）一方或雙方可以修改立場以與對方相容，而不至於與自己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馳；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些學說可以調和了。
對於傳統學術思想的調和，筆者一向是比較樂觀的。接著筆者會解釋調和的方法。
如何良性對話？
中國從秦代建立統一王朝之後，一直在尋找一個足以令國家長治久安的治國精神綱領。名義上，曾經實踐過的方案，包括秦代的法家、漢代文景二帝時的黃老之術，以及漢代以後的儒家。此外，在漢代以後的中國，佛、老不但在文化界和民間影響力一直極大，而且頗得曆代不少帝王歡心。但是無論如何，自漢武帝下訖清末，儒家至少在名義上一直居於正統地位。要論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調和，儒家是一個方便的起點。
我們就由第一條問題開始討論。究竟儒、釋、道、墨、法，在基本關懷上有無衝突？從上麵的答案來看，可以說是毫無衝突可言。五個學說的核心關懷，都在於如何化解人間的苦難。唯一的分別隻有：儒、道、墨、法都興起於春秋、戰國的亂世，所以不論其學說對人生、宇宙有否討論，有何看法，最終都直接歸結出重整社會秩序的方案。至於佛教的興起，根據傳說是由於佛陀對人生的感悟，因此對社會秩序的建立，並沒有提出具體方案。然而這隻是重點有別，並沒有見解上的衝突。正如本書第十五章《慈悲政治學——佛家與現代社會》提到，佛教既有自己的人生哲學，將這套人生哲學指引引申到社會事務之上，必然會衍生出社會政治的主張。因此，沒有提到具體的社會建設方案，並不等於佛教不關心社會課題，更不等於佛教不能關心社會課題。然後，我們看看儒家開出的藥方，和其他學說的藥方有何異同，以及有否折衷的餘地。儒家建議的黏合劑是仁和禮。我們就把藥方裏的這兩個成分分開討論，看看這兩個成分，各自和其他學派的主張有何異同，以及有否化解分歧之道。
仁
先說仁。仁的觀念，和道家的主張沒有重大衝突。《老子》通篇表現出悲天憫人的精神，與儒家仁者愛人的精神完全相合。佛家講破除妄執，由此達於慈悲，與仁的精神也沒有重要差異。與仁的精神較有衝突者，是墨家和法家。
墨家說兼愛，這個“兼”的意思，明顯已經包含在儒家仁的觀念中。所不同者，儒家的仁，是以親親為本，故實際上儒家不是不要兼愛，而是要兼愛又要別愛。再者，按人的實際心理，顯然是愛親人容易，愛陌生人困難。所以，應是將別愛推廣而成兼愛，而不是先學兼愛，再學別愛。在這一點上，儒家明顯優於墨家。要調解兩家的衝突，修改的責任主要在墨家一方。關鍵是墨家在提倡兼愛的同時，不能抹煞別愛的價值。（注意：佛家雖然也講眾生平等，但卻肯定了家庭倫理的價值，並且在其理論體係內加以解釋。墨子卻明言不要別愛。這裏引起的理論困難，在第九章《兼愛社會——墨家與現代社會》已有論及，在此不贅。）
次論法家。法家認為仁心是無用之物。要治天下，隻能通過嚴明的賞罰。在這裏，我們看到儒、法兩家主張上的正麵衝突。這時我們要問：兩家的答案能否視為同一真理的不同部分？很明顯，法家對人性的看法是隻見其陰暗，無視其光明。韓非子看見有些親人為利益而反目，就斷言利害是推動行為的唯一動機。然而，許多人為拯救親人（甚至陌生人）而獻上自己的生命，這些事例又該如何解釋？2007年，台灣發生地震，一位母親用身體擋住塌下來的天花板，犧牲自己而拯救了兩個兒子的性命。這一類故事該作何解釋？仁心有用，豈不是明明白白放在眼前的事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