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學可以解釋為宋代的詩學，其研究對象為宋代的詩人、詩作及與詩人、詩作相關的逸事、典故等；也可以理解為關於“宋詩”的學問，一切與宋詩有關的內容俱可包括在內。當然，還可以就狹義的“詩學”來看待這個術語，即詩論，“宋”“詩學”即涉及有宋一代的“詩論”或指關涉“宋詩”的詩論。因此，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言“宋詩學”專指有關“宋詩”的詩論。
自有宋詩起，就有了關於宋詩的理論研究。千百年而來，理論與實踐並進，爭論與調和共存，宋詩研究成果與日俱增，不斷地得到豐富和發展。到了清代，對宋詩的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一方麵是對此前宋詩研究長期處於低穀的反動，另一方麵也是宋詩的表現形式與文化內涵重新反思，再次認同的結果。特別是到了晚清末年，同光體橫空出世，成為盛極一時的詩歌流派，其理論風行海內，一時詩人無不以之為圭。同光體派詩學以宗宋為主而不局限於宋詩的苑囿之內，以複古為尚而又能不亦步亦趨，獨創一格，在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上都有所新變，將宋詩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然而，唐詩與宋詩究竟有何區別呢？顯然，唐宋詩如果以朝代作為分疆畫界的標準，那麼爭論很容易由於不同詩人個體風格的差距而導致論據不足。清代袁枚的一句玩笑話可以說是對以朝代劃分詩歌的諷刺，他說：“吾惜李唐之功德，不逮姬周，國祚僅三百年耳！不然，趙宋時代，猶是唐也。”事實上，袁枚的這句戲謔隻是在傳統的對立論調中和稀泥，並沒有指出二者有何區別，更沒有意識到唐詩與宋詩在成為後人效仿對象後具有的典範意義。
而錢鍾書先生在論及唐宋詩時從拋開時代之限，從風格著眼，指出唐宋詩差別不在於改朝換代上的差異：“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故自宋以來，曆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在錢先生看來，中國五七言詩歌在數千年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唐宋詩歌形成了各自的審美範式，確定了一種模式化的詩歌分類標準。如此一來，詩歌要麼是唐音，要麼是宋調，或者唐音宋調兼而有之。甚至可以說自宋代以來，詩歌創作均未超出此二者籠罩範圍。
在中國的詩歌發展曆史上，自從有了唐宋詩的差別，學者就在二者之間開始了無休止的高下優劣對比。在這場鬥爭中，宋詩與唐詩的力量對比始終處於一種不平衡的狀態。無論是宋人還是此後的曆代學者，都承認宋詩在唐詩的基礎上有出新之處，開辟了新的疆域，表現出了與唐詩截然不同的風貌。但是這種不同，在唐詩的光芒籠罩之下，幾乎成了一個對立麵的榜樣，不僅始終難與唐詩抗衡，還成了詩歌退化的一個壞典型。所以，錢鍾書先生說：“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而對應到唐代詩歌上，卻是“有唐詩作榜樣成為宋詩的大不幸”。
唐詩，特別是盛唐詩歌建立起來的詩歌審美標準，在中國詩歌史上成為一座無法超越的高峰，特別是它產生的時代背景，作為盛世文化的象征，成為曆代統治者向往和效法的對象。因而唐詩也成為詩歌藝術到達頂峰狀態的一種標誌，成為封建王朝盛世文化的象征，這樣一來，無論宋詩有怎樣的成就，終究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王水照師曾指出：“在製約和影響文學發展的多種因素和條件中，作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綜合成果的文化，無疑是關係最直接、層次最深的因素。從文化的角度探討文學特點的形成和曆史地位的確立，或許是一個較佳的切入點。”在中國的詩學傳統中，詩歌不僅僅是一種文學體裁，而且是具有多種功能的社會文化工具。從這個層麵上來看，一種類型詩歌的接受及再創造都在反映著它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同時也對這樣的一個背景起著反作用。如果對其深加考究的話，我們可以從詩歌傳播的視角來分析詩歌類型的產生，進而會發現特定風格詩歌的接受並非單一的文學現象，它始終會受到接受者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期待的影響。
宋詩是在宋型文化的氛圍下形成的一種詩歌範式，它在形成自身風格之初就被置於與唐詩的比照之中，並且被視為詩歌發展中不和諧的音符。早在宋代，以蘇軾和黃庭堅為代表的宋詩風格便首當其衝地受到批評和指責：
自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於李杜，而壞於蘇黃……子瞻以議論為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
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辯博，少者千言，多者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
此後影響更大的是嚴羽的《滄浪詩話》。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標舉盛唐詩歌，而以宋詩為“詩之厄”，他批評宋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