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嘉慶朝起，清朝統治已漸顯頹勢，內憂外患益熾，前所未有的家國憂患和文化危機，促使詩歌領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詩人們深刻地認識到時代變化與詩學轉變之間的關係。陳衍在《小草堂詩集敘》論道：
道鹹以前，則懾於文字之禍，吟詠所寄，大半模山範水，流連景光，即有感觸，決不敢顯然露其憤懣，間借詠物詠史以附於比興之體，蓋先輩之矩鑊類然也。
在晚清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宋詩重理趣、講學問的特征得到清代以來最大限度的認同。“近代詩家，承乾嘉學術鼎盛之後，流風未泯，師承所在，學貴專門，偶出餘緒，從事吟詠，莫不熔鑄經史，貫穿百家”。由於近代以來的宋詩派不僅在理論上對宋詩學有了更全麵、更深刻的認識，其詩學修養和詩學實踐也都有了很大提高，對於宋詩的接受，分別在閱讀、分析、創作三個環節上都取得了較高的成就，並形成了自身的麵目。正如汪辟疆先生所說“清詩之有麵目可識者，當在近代”。而清詩之所以有此“麵目可識”，與清代宋詩學的發展繁榮是密不可分的。
近代以來的宗宋詩派可分為前期的道鹹宋詩派和後期的同光體派。道鹹宋詩派主要以程恩澤、祁寯藻、鄭珍、莫友芝、何紹基、曾國藩等人為代表。由於乾嘉樸學窮研經史、考訂訓詁的學術精神與宋詩深於學問、精於意理的表述方式得以溝通，所以道鹹宋詩派對於宋詩能夠深悟其趣，表現出“詩學合一”與“尚奇求變”的特征。他們講求以學問入詩、以考據入詩，欲將經史諸子驅之筆下以為詩材、詩料；學宋而能兼唐，以杜甫、韓愈、蘇軾、黃庭堅為師，崇尚奧僻險怪的風格。程恩澤與祁寯藻以高位倡宋詩，宋詩學自此而大張其幟。程恩澤強調詩歌之性情不能離開學問，所謂“性情又自學問中出”“學問淺則性情焉得厚”，何紹基也明確表示：“作詩文必須胸有積軸，氣味始能深厚，然亦須讀書”。鄭珍同樣表示：“固宜多讀書，尤貴養其氣。氣正斯有我，學瞻乃相濟”。而莫友芝也認為“才力贍裕，溢而為詩”。深究道鹹宋詩派的詩學理論，初看似乎不離於“修身養氣”“以學為詩”等宋人的老生常談。但實際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道、鹹年間的宋詩運動與此前宋詩學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已經不再拘泥於唐宋詩本身來討論詩學問題，而是將宋人的文化精神與詩學結合起來，通過對宋型文化的認同來建立宋詩學。以何紹基為例，他論詩以“性情”為重，但是更強調宋儒的修養功夫，強調得“性情”之正的“真性情”，他說：
平日明理養氣，於孝弟忠信大節，從日常起居及外間應務平平實實、自家體帖，得真性情。
詩歌表現“性情”是中國詩學的一貫主張。但何紹基認為真性情來源於“平日明理養氣”，隻有紮紮實實地奉行宋儒主張的“從日常起居”處體悟“孝弟忠信大節”，才能得真性情。他強調詩歌中要表現學問，強調詩文中要有考據，前提還是得多讀書，但他同時也認為多讀書的著眼點還是應該放在讀書明理的修養功夫上：
故詩文中不可無考據，卻要從源頭上悟會……於書理有貫通處，則氣味在胸，握筆時方能流露。
後期的宋詩派即同光體派，主要以鄭孝胥、陳衍、陳三立、沈曾植等人為代表。他們的詩名起於光緒中期，而在光緒後期到民初時期這個階段，為中國封建社會數千年曆史發展中前所未遭遇之大變局。一方麵，同光體的倡導者多為士大夫官僚階層中人，他們長於學問，擅訓詁考據，對“研理日精，論事日密”的宋詩有天然的好感；另一方麵，時局的動蕩，“喪亂雲朊，迄於今，變故相尋而未有界，其去小雅廢而詩亡也不遠矣”的社會現實，也在刺激著他們的民族文化心理，而宋詩的表達方式更適合他們的文化心理，更有利於表現時代現狀。
同光體派諸人雖然思想方麵尚不能完全跳出封建社會的窠臼，但在詩學上卻能打通時代局限，不囿於一時一家。無論是閩派陳衍的“三元說”，浙派沈曾植的“三關說”，還是贛派陳三立所主張的由黃庭堅溯源魏晉，都表現出了立意求新，擴大宋詩門徑的思想。他們認為“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從宋詩出於唐而能變化的角度，肯定了宋詩獨創的美學意義，強調宋詩的新變在詩歌美學上有獨立的地位。同光體三派雖然在具體主張上有所不同，但都能立足於宋，進而上窺前朝，融合鑄造而自成家數。他們秉持“師古以求新”的態度及倡導的詩學“變風變雅”精神，都著眼於時代特征，以發展變化的詩學觀相號召，糾正了明人“取徑狹而模擬之跡顯”的偏頗，轉益多師，在詩歌實踐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時也將宋詩學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