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嘉時期，清朝政府的統治逐漸穩固下來，反清排滿思想亦漸趨消歇。從康熙中後期開始的政治高壓和文化鉗製漸漸抬頭，文字獄開始大行其道。嚴酷的文化政策和高壓政治，使士人們不得已轉向考據等遠離現實生活的學術途徑。
隨著清代詩學的發展，人們對宋詩學的認識逐漸深刻，不再總是以附庸的眼光來審視宋詩。學術思想上的兼容並蓄使詩學領域的論爭不再勢成水火，對唐宋詩之爭能夠平心而論，無論是宗唐者還是宗宋者，都能夠較客觀地不出極端之言，而多折中之論。如葉燮就提出，唐宋詩並無本質上的區別，二者均是詩歌自身發展演變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他說：
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則其萌芽由蘖；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複開。
葉燮用形象的比喻，說明詩歌的起源與發展就如同植物一樣，從詩經開始，經建安、六朝、唐詩、宋詩的發展，完成了植物生根、發芽、成長、開花的全過程，無論是唐詩還是宋詩，都隻是這個過程的組成部分。前一過程是後一過程的基礎，後一過程是前一過程的發展。由此可見，“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有一定程度的推重宋詩之意。像王士禛這樣宗奉唐詩的神韻派首領，雖然在理論上承嚴羽的《滄浪詩話》而來，早年曾經對宋詩大肆進行口誅筆伐。但隨著詩學功力與年而進，對宋詩的認識逐漸加深，晚年對於強分唐宋也進行了反思，不讚成論詩存有或唐或宋的門戶之見：
近人言詩輒好立門戶，某者為唐，某者為宋，李杜、蘇黃，強分畛域，如蠻、觸氏之鬥於蝸角而不自知其陋也。
這個階段在詩壇占據主導地位的是沈德潛的“格調”論。沈德潛論詩主張以漢魏為宗、盛唐為本。他概括唐宋詩的特點分別是：“唐詩蘊藉，宋詩發露，蘊藉則韻流言出，發露則意盡言中”。“蘊藉”與“發露”本來隻是作品表現出來的不同風格，但“發露則意盡言中”與中國古典詩歌講究的“言有盡而意無窮”便格格不入了。沈德潛以此來表明自己的詩歌觀念，反對詩歌持發揚蹈厲之論，而要求含蓄中正的“溫柔敦厚”之言。但他也不願意以反對宋詩者自居，因為自己宗奉唐詩的態度，他還專門補充說明自己隻是過去論詩傾向於唐，但並不曾“貶斥”宋詩：
唐詩蘊蓄，宋詩發露。蘊蓄則韻流言外，發露則意盡言中。愚未嚐貶斥宋詩，而趨向舊在唐詩。
當時能與“格調”論對立的詩學主張是袁枚的“性靈”說。在“詩分唐宋，至今人猶恪守”的情況下，袁枚論詩以“性情”為本，詩不論“古”“今”，但以“工”“拙”相較，以個人性情“抒寫性靈”。這種不以“古”“今”論詩的主張為突破唐宋詩界、打破人為的詩學束縛奠定了基礎。與袁枚合稱“乾隆三大家”的趙翼和蔣士銓與其同聲相應。蔣士銓認為詩雖分唐宋，且唐宋詩開創的範式後世難以超越，但唐宋詩自身各極其詣，不必強分高下：“元明不能變，非僅氣力衰。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趙翼以曆史的眼光看待詩歌的發展，提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詩歌進化觀，也表現出了不以時代論詩之優劣的特點。
清中期的宋詩學漸漸呈現出向上發展之勢。以厲鶚為首的浙派、以錢載為首的秀水派和以翁方綱為首的肌理派三支宗奉宋詩的詩歌流派先後登上詩壇，並在一定範圍內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厲鶚論詩反對開宗立派，反對建立詩學壁壘，他認為“詩不可以無體而不當有派”，“不可以無體”即要求詩歌有自身特色；“不應有派”即反對詩歌分門別戶各持一己之見。但他卻事與願違地成為浙派的領軍人物，其詩名顯於清初六家（施閏章、宋琬、朱彝尊、王士禎、查慎行、趙執信）與乾隆三大家（袁枚、趙翼、蔣士銓）之間，正是沈德潛的“格調”說大行其道之際。厲鶚曾經與沈德潛共事過一段時間，但二人詩學觀點卻不能相互影響，因此“同在浙江誌館而詩派不合”，歸根結底就在於詩學上宗唐與宗宋的不相容。厲鶚詩作規法宋人，且好用宋典，主張化學問入詩卷。他說：“故有讀書而不能詩，未有能詩而不讀書”，因為“書，詩材也”。他認為隻有充分利用詩材，創作時才能“詩材富而意以為匠，神以為斤，則大篇短章，均擅其勝”。厲鶚耗費二十多年時間，廣搜宋人文集，求之詩話，說部、山經、地誌，輯成《宋詩紀事》一百卷，輯錄宋代詩人三千餘家，宋代有影響的詩人幾乎盡為網羅其中，人們可以通過《宋詩紀事》而略觀宋詩全貌。《宋詩紀事》也因此而被四庫館臣許為“考有宋一代之詩話者，終以是書為淵海”。厲鶚在《宋詩紀事·自序》中表明自己對宋詩的態度：“宋承五季衰敝後，大興文教。其詩與唐在合離間，而詩人之盛，視唐且過之”。盡管他謹慎地聲稱宋詩“與唐在合離間”，然而還是肯定了宋詩對唐詩的超越，他所說的“詩人之盛，視唐且過之”也就意味著將宋詩與唐詩放在同一層麵上進行對比，在認可宋詩與唐詩具有同等價值的前提下，宋詩人才可能“視唐且過之”。其他諸如杭世駿、金農、吳穎芳、汪沆等浙派詩人與厲鶚觀點接近。